陈思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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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了美国学者安德鲁·鲁宾的著作《帝国权威的档案》，读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文明的冲突”的概念，自亨廷顿提出后，这个概念可谓影响深远。因为它指涉的多是战争、贸易等国际间的争端，毕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经历的。当这个问题延伸到我相对熟悉的文学领域，才感觉切近起来。这本书还有个副题“帝国、文化与冷战”，显然有所指的。

　　陈思和：我也是上周刚拿到这本书，匆匆看了一遍，还没时间好好思考。我的最初印象是，鲁宾研究的那段历史与我们今天的环境不太一样，那时候是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整个世界主要分化为两大阵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当时制约世界的意识形态，我们称之“冷战”。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年轻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在当年，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选择，你要么是投靠资本主义阵营，要么是投靠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还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苏联为首的有一个华沙条约组织，美国与西欧有一个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事上它们是对峙的。当时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就体现为冷战思维，所以有关文化活动，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都是在参与冷战。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这样一些世界性的知识，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美国侵略世界各国等等。这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东西都是坏的，只要是来自苏联的都是好的。当然，后来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也搞坏了，中国开始反对美帝苏修。那个时候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被打破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晚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时代就彻底成为历史了。

　　在冷战的背景下，任何世界性的文化活动都离不开冷战思维。不仅仅是美国和苏联，也不仅仅是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条约，当时中国的很多文化活动也是卷入反对美国为主的冲突中。当时在两大军事集团之外的中间地带，后来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往往是它们争夺的目标。《帝国权威的档案》　是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历史，披露了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通过一些文化组织，比如文学自由协会等，组织策划全球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反苏、反共。如果你辩证地看这个现象，那么，当时的苏联同样也在全世界布局，反对美国英国，这方面也能举出很多的例子。

　　我们也注意到，那时候没有网络新媒体，最重要的媒体就是报刊杂志。你会看到，美国在不同语种的国家里都策划了宣传出版的产品，就是刊物；当然他们也是有所选择，选对他们有利的国家。读完这本书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是，作者罗列了很多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即使到今天也非常有影响的作家，它们都受到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让你更吃惊的是，这些作家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居然也与美国方面的刻意包装有关。这本书里面很大篇幅写到乔治·奥威尔。那个时候的奥威尔还没有写《一九八四》《动物庄园》这些名作。但他是一个反对苏联斯大林体制的西方自由主义作家，后来，就有好几个语种的国家同时出版他的著作，一下子就把他给炒红了。可以想象，读到乔治·奥威尔、以赛亚·柏林等作家有那么大的世界影响，背后原来是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你似乎会大吃一惊。

　　记者：的确有些吃惊。在这本书的论述里，文学竟然在文化冲突和交流当中起到这么巨大的作用。这是否扩大了文学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

　　陈思和：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1988年4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去，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工作计划是搜集香港文学的有关资料，我特别关注的是，西方文学是怎么影响了香港文学？我当时采访过很多作家，他们都跟我说起，在1950年代香港最主流的文化是美元文化，要理解这个意思，你就得联系当时背景。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大陆政权以后，美国为了抑制共产党的影响，在香港设一个文化据点，友联出版社，他们通过办刊物、出丛书、翻译文学作品等等形式，用钱资助香港的南下作家，包括张爱玲在内，许多作家都受到过这个出版社的资助。

　　记者：这么说，张爱玲的写作会否受了这种资助的直接影响？

　　陈思和：有影响。友联出版社当时出版了很多译著，大多译自美国的经典小说，张爱玲也翻译过，像《老人与海》等等。友联也办了一些刊物，或者资助一些针对大学生的刊物。这个情况，就与鲁宾在这本书里披露的情况很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二战以后美国的地位上升，在西方世界要取代英国的盟主地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它要向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宣传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取代英国的传统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但英国的历史比美国悠久得多，有很深的文化积淀。美国有什么呢？当然不只是好莱坞电影，流行文化，它还有福克纳、海明威等重要作家的作品。美国就是要把这些包装宣传出去。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就做这么两件事。我们都知道，香港那时被称为文化沙漠，主要文化就是六合彩、赛马会、警匪电影、流行小说等等，但美元文化注入以后，先是把从内地流亡的作家网罗起来了，有了一定的阵容，他们就不停地宣传美国文化，出版了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读物，尤其是一些最重要的刊物，像《中国学生周报》　等覆盖香港很多大中学校，这些就是在美元文化的扶植下产生的，很多香港作家（比如西西），都是在这些刊物上起步的。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资助作家、学者，而且在其势力所及的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阵地，以此来扩大影响。

　　陈思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有了这方面的了解，读到这本书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中央情报局做这样的文化普及工作，就像书里写的那样，做得有声有色，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书里有些地方也写得偏颇。第一个是当年的美元文化，有着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培养亲美派。的确也有很多作家，受了美元文化的资助或扶持后，慢慢扩大了影响。这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作者还是夸大了这个影响。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书里面举例说，美元文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培养了那个作家，而没有培养另外一个作家，结果造成了没有被培养的作家籍籍无名。而实际的情况是，书中提到的一些没有被作为培养对象的作家———主要是进步作家———如果是优秀的作家，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聂鲁达，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那时候读诗歌，读的就是聂鲁达的诗。他还得过诺贝尔奖。怎么能够说没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选择扶植的作家就默默无闻了呢？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权力遮蔽不了的，生前寂寞的身后仍然会获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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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当然不能不承认，他们选择培养的作家，都是极具实力的。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作家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其政治上的效用，但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文化影响力。

　　陈思和：政治对文化是有影响的，财政的支持也会扩大影响。但应该说，文学与文化的涵盖面远远超过政治。在作家出现困难的时候，美元文化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当时张爱玲流亡到香港，想恢复学籍，可是香港大学不接受她。她在困厄中友联出版社帮助了她。她就在那里站住脚了，又有创作活力了。

　　记者：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了。这里我有个疑问，照作者鲁宾的理解，作家好像是很容易被收买的。

　　陈思和：我觉得不存在收买的问题。

　　记者：那作家该怎样体现独立的立场？

　　陈思和：美国支持哪些作家首先是有选择的。它选择的就是像奥威尔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还有一些本质上保持精神独立的作家，遇到了困难，美国也会出手资助。比如这本书里讲到了托马斯·曼、阿多诺等，在德国受到迫害，流亡到美国。这并不是说他们就认同美国文化，很有可能，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不认同的。所以，美国既接纳他们，同时对他们也是有监视有制约的，这对他们的写作会有一些影响。但在监视他的过程中，美国还是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发展。尤其是阿多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对他的著作审查非常严格，一些敏感词是肯定不能出现的。

　　记者：换句话说，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要接受美国政府的审查？

　　陈思和：阿多诺的书被审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会用代码把他书中的一些敏感词消掉。所以阿多诺既然要在美国生存下去，就得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审查制度达成妥协。当然，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美国当时也有点小题大做，这是冷战思维所决定的，其实“反苏”和“反共”，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反对苏联不代表反对共产主义，尤其是不认同苏联的斯大林政权，不代表就是反对共产主义。有些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未必就相信苏联。

　　记者：很重要的提醒。“反共”和“反苏”，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但公众经常会贴上标签，把这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词汇混淆了。

　　陈思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但往往给混为一谈了。阿多诺后来在美国大学里当上了教授，有了终身俸禄，不再需要资助了，这时他又开始重申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了。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分子也在利用政治。这方面，我们比较少注意到。

　　记者：是这样。知识分子也出于各种各样的需要借力政治，从而实现自己的诉求。

　　陈思和：奥威尔就是这样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没有看过《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奥威尔塑造了一个形象叫“老大哥”，我们后来都以为，这个老大哥指的就是苏联斯大林政权。实际上，奥威尔写这个的时候，老大哥也可以指法西斯希特勒政权，因为法西斯政权同样也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所以，这个老大哥的形象，从正面看可以认为它是在批判希特勒政权，反面看则可能是批判斯大林政权。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9·11以后，当布什政府出兵打伊拉克、阿富汗的时候，美国群众举起了奥威尔的旗帜，说美国正在实行“一九八四”。这个时候的“老大哥”，又被人利用来指美国布什政府了。

　　记者：倒像是从一个侧面反映文学的普泛性了。经典文学作品往往不会局限于表现特定的领域，虽然当时作家很可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创作的。

　　陈思和：这就涉及到一个艺术的典型话题了，有些艺术形象一旦成了艺术典型，它就带有普遍性，它不再局限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内容了。在奥威尔写《一九八四》的时候，老大哥可能是影射苏联。但到了今天，苏联也瓦解了，那影射谁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老大哥”所对应的专制独裁是否还存在？“老大哥”已经成了一个共名。当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时候，反对者也可以用奥威尔的武器来反对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永远大于政治。尽管某个国家政府可以花钱去培养一个反共作家，或者资助自由主义作家的反苏倾向。但这些权力者永远不会了解，文学和文化涵盖的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更是大于某个具体政权。

　　一旦文学变成经典，谁曾经扶植过已经不重要了。就像我们现在看米开朗基罗的画，当年他的创作都是受到贵族、教会资助的，但艺术作品一旦创作出来了，就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我们不关心这些赞助或者订购的贵族或者主教是谁，我们关心的只是米开朗基罗创造的艺术力量。赞助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艺术和文学的力量就在这里。因为它代表了人性最本质的力量。政治当然要利用它，只有愚蠢的政治才会打压天才的艺术创造。不是说了吗？奥威尔出版一本书的力量远比大批量的反苏宣传有力得多。但这个效应只是在短暂的阶段里能够起作用，过了这个阶段就没有意义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很多宣传品读物都消失了，但也有一些留了下来，这些是真正的天才创作。当然，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辨别。你很难说当年那些作家是自愿为这个政权或者意识形态服务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本身就奉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与美国利益吻合了，美国就会支持他。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与苏联利益吻合了，苏联也会支持他。我年轻时候就没听说过奥威尔这样的作家，因为中国不宣传这些作家。所以说，这些作家的影响也没超出当时特定的文化版图。但在这个文化版图下，他们确实留下了辉煌的名字，更是远远超出了政治影响，成为了一种文化、文学大于政治的典型范例。

　　另外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到，任何政权，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利用文学来为它服务。但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么利用文学的。首先，他们都是在扶植一些优秀作家，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扶植一些没有品行的马屁作家。像奥威尔、T.S.艾略特、托马斯·曼，以赛亚·柏林等，其他还有很多。这些作家本来就是响当当的有名作家，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因为政治因素的考虑而降格以求，牺牲文学的水准。其次，它对这些作家进行扶植的含义也是相当宽泛的，比如，只要在他们出资的刊物上发过文章的作家，他们就给算了进去。打个比方说，现在有一本什么杂志，其实这个杂志有些政治背景的，它向作家约稿，作家就给它写了。但只是给它写稿，就挣一点稿费而已，却未必收到过什么津贴，也没有签约为它们服务。所以也不用夸大这些背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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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反观我们的现实，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多少存在为了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自身的考虑降格以求的情况。

　　陈思和：现在不是说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吗？我们要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吗？这本书里介绍的一些美国经验倒是值得重视的。他们推荐什么人？他们是选择那些已经成功的人，他们的选择标准是取决于这个作家已经有相当影响了。不是说组织一群芸芸众生，办一个学习班啊，让这些人出名啊。这与我们的有些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对外宣传不能搞地毯式的轰炸，一说要把著作介绍到国外去，国家就砸进去不少钱，很多人也借此机会向国家要钱，组织很多外译项目，效果好不好呢？翻译出来的书是不是有人买呢？如果没有人买没有人看，就起不到什么效果。我们政府买单，外国出版商赚钱，结果印了很多废品都堆在书库里了。我没做过这方面的具体调查，但我听一些翻译界的朋友说的这些现象值得重视，靠搞群众运动的方式，铺天盖地倾销在中国也没有人读的书，最后把真正有影响的作品都淹没了。打个比方，100本外译的书，95本是差的，还有5本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在95本差书产生的恶劣影响下，连这5本比较好的书也给遮蔽了，人家也不看了。

　　你再看这本书里鲁宾所写的美国中情局是怎么做的？他们首选奥威尔等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本身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取得较高的成就，他们被包装，让不同国家的杂志都登他们的文章，扩大他们的影响。其实，奥威尔他们的文章与美国的主流价值未必完全一致，但经过这样的宣传，这些人会改变对美国的印象。至少在感情上会倾向它。这样美国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自身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所以我觉得要在世界各国扩大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很艰巨很细致甚至还是长期的工作，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粗鄙地、狂轰乱炸地去做。你看美国中情局是怎样做的工作，当要包装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让他在不同语言的杂志上同时出现；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很聪明的做法，要让这个作家有名，先把他的文章组织翻译好，然后把他和其他一些大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呈现，提高了这些作家的地位。集中精力推荐几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比不分青红皂白地倾销一大堆废品效果要好得多。

　　记者：这本书里举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例子。总部设在欧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把他和托马斯·曼放在一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各种期刊上，让他的作品以富有影响力的方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陈思和：其实胡安·鲁尔福本来就是一个极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受重视。他们这种做法仅仅是一种技术。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选择真正有价值的、国外读者可能接受的作家去包装。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会引起误解的例子，像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这样一批在国家获过各种文学奖项，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当代作家，还有像严歌苓、虹影这样一批自身在国外已经有重要影响的作家，甚至是台湾到国外定居的优秀作家，像白先勇，这些作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世界上能够接受的文学形象，不管他的小说是否符合我们政府的主流价值，都应该把他们创作在国外的成功，视为一种与世界发生影响的契机。我们就应该珍惜这样一些已有的成就。因为，这些作家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正面影响越大，西方读者认同他们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国外的形象越正面影响越大。

　　记者：这可能会招致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批评。从莫言获奖后获得的反响看，在一片喝彩声中，批评莫言，反倒越是显出批评者不屈从于主流话语的批评的理性和正义。但不管怎样批评，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共识：莫言获奖本身，是他自身创作实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力提升的一个例证。

　　陈思和：应该说，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国际影响确实也会越来越大。人们会关心中国的经济政治，但文化上的影响怎么样？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但给世界各国的印象就是一个土豪金，买奢侈品，还有大妈跳街舞什么的，给人一种为所欲为的土豪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相比之下，有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什么有影响的奖项，不会被人当成是负面影响，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闹出来的。我觉得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文学上的影响需要慢慢积累，一个中国作家在外面得奖了，又有一个中国作家在外面有名了，再有一部电影受到关注了，等等等等，这都是非物质的文化财富，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自己国家也有名了，中国文化正面的形象也就慢慢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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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体现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中国作家的印迹。这会否是作者的疏忽，或者说中国文学在冷战时期的确没什么话语权？

　　陈思和：那时候的中国在政治上还是一面倒。属于苏联阵营的成员。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书中写到了美国对非洲作家的选择和扶植？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慢慢崛起的，冷战时期一方面反对和遏制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取代欧洲（主要是英法国家）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地位。非洲国家当时处在反帝反殖的高潮，是反对英国、法国殖民主义的，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把这些非洲国家视为敌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黑人都是从非洲过去的，血缘上美国与非洲有亲戚关系。所以，美国中情局资助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也选择了非洲国家，在那里渗透自己的影响。比如非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你看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他是由美国一手包装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到底是否准确我无法判断。

　　非洲还有很多优秀作家，非洲以外的国家是不知道的。我曾经问过严歌苓，她丈夫是外交官么，她在非洲住了好几年。那时候，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约严歌苓写作有关非洲的小说。我就问她了，索因卡这样的作家在非洲是不是特别有名？严歌苓说，非洲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家，国际上都不知道。非洲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要让文学得到有效的传播，就得通过广播剧的形式，因为广播剧是很多人都可以听，而且能听懂的，所以非洲最优秀的作家，很多都是写广播剧的，也就是相当于讲故事的。这些讲故事的人，欧洲大陆是不知道不认识的。这本书里面就讲，美国怎样把一些非洲作家推到了西方世界的上流社会。它是怎么推的呢？比如把一个非洲作家跟托马斯·曼放在一起，慢慢人家就只认这个作家了，这个作家就是非洲的代表了，要是考虑给非洲作家诺贝尔奖，那就给了这个作家了。

　　记者：如果是放到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陈思和：我们有很多作家，西方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从向国外推销中国文化的意义上着眼，这个也就不重要了。中国有十多亿人，如果一个作家做到十多亿中的多数老百姓都知道，就已经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了。虽然欧洲人非洲人不一定知道他，但影响到中国人，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话题就涉及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人文主义、领土和问题技巧》一节，其中讲到了德国作家奥尔巴赫，他写了一部《模仿论》，我为之特意到书店去买了一本中译本，但还没来得及仔细读。奥尔巴赫把世界上各国文学作品拿来比较，最终说明世界各地的文学是不一样的，多元的，存在差异的。我曾经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过一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观点。什么是世界性因素呢？这就得说到比较文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所谓比较文学，最初考察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学，无论是在写作技法上，还是在思想观点上，怎么影响了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学？这个影响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需要做精心考证的。又比如，那些译本是怎么传过去的？那里的人又是怎么接受的？

　　记者：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缺乏的。即使有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多半失之于笼统和机械。比较文学研究，既然是做比较研究，就不该是单向的，而该是对等的、双向的。以此看，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反过来研究，鲁迅或巴金，具体影响了哪些外国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实事求是地讲，比较文学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过“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最早的比较文学理论核心（所谓法国学派），强调世界各国的现代文明都是由欧洲发散出去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是落后的。所以最初的比较文学就特别关注法国、英国文学怎么影响了俄罗斯等等。欧洲中心主义的整体思维框架就是西方把文明传递给了东方，好像以前东方世界都是野蛮的、没有文明一样。当然，“欧洲中心主义”后来受到质疑，虽然受到质疑，但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宣告“欧洲中心主义”死亡。

　　我曾经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过一个看法，即中国的比较文学需要有比欧洲中心主义更加普世的思想理论，也不是要跟在欧美国家的学者后面学他们的理论观点。我前面提到过“世界性因素”，所谓“世界性”主要强调要有一个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我讲过“世界性因素”的问题，就是中国要不要依靠欧洲先进国家的认可来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不需要。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十多亿人口不属于世界？那这个世界一定是不完整的。当我们讲世界文学的时候，中国文学本来就被包含在里面，这个问题在郑振铎编撰世界文学大纲时代就解决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只是说莫言被西方社会认可，不能说被“世界”认可。而且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定义，有很强的倾向性。你到非洲去，人家没有说走向“世界”，只有你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在那里得奖了，才是走向“世界”。反过来，比如说，如果我们给美国人一个奖，一个电影的大奖，他不会说美国终于走向世界了，最多是说被中国人接受了。

　　记者：说得特别好。我也听一些专家、学者发表过相同的意见，他们也认为，中国就在世界上，又何需“走向世界”？回到你说的比较文学，我们在做研究时，是不是也要有意识地把中国放进去，并且要强化这样一种意识？

　　陈思和：是啊。实际上，我们作家写的任何一个作品，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其实都是世界的。当然，对待各种问题，中国人的理解方法可能跟西方人不一样，比较文学应该考虑的各个国家间存在的差异，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人不能否认中国本身有其庞大的市场，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即便不被西方承认，也不能说中国的因素就不是世界的，中国的很多原创性的文化艺术，总是在“世界”产生影响，因为它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自信。打个比方吧，中国有很好的作家，但因为文学语言有很强的地方性，比如贾平凹，他一口陕西方言，外国人读起来难懂，他的小说很难翻译成西方文字。但这不说明贾平凹的作品就不是世界性的。只是贾平凹的艺术世界中，有独特的表现中国农村乡土的方法，他的这种文学表现在传播上，因为文体的特殊性更有难度，但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能被忽视的，也许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贾平凹作品更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这本书确实引起我很多的思考。当然，鲁宾在写法上有点问题，有点虚张声势。本来很正常的问题，给它一写，就显得有点不正常了。

　　记者：仔细想想，“走向世界”的理念，何以如此影响深远？未尝没有“世界”的形象和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社会包装和塑造出来的缘由。

　　陈思和：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实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学在对外传播上有一个大问题，语言问题。欧洲各国语言很相似，相互容易理解。但要把中国的文字翻译好，确实不容易。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外国人会关心中国发生什么事了。可能他不了解中国，到中国来旅游，也只能让他们对中国有表面的理解，那么，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电影，中国文学。通过这些媒介来理解中国。所以我们不必太在意，外国人看的这个电影有没有在利用我们？在诬蔑我们？这种冷战思维要不得。你要这样想，中国的电影作品在国外放映受到欢迎，这本身就是代表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而影响本身就是复杂的，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去衡量。读了这本《帝国权威的档案》，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文化文学大于政治的意义，但我的想法与鲁宾要表达的意图恰恰相反，我觉得不要担心文化的背景后面有没有政治，因为政治过段时间就过去了，比如苏联解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斯大林也没有了，冷战也没有了，这样的政治阶段就成为历史了。但冷战留下来的东西还有没有生命力，就要看文学本身的力量了。

 转自《文学报》201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