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河北小说扫描
司敬雪
回首2017年，发现这个世界已悄然发生了某种变化。霾在减少，天空在变蓝，人们的情绪也开始去躁向静变得包容通达起来。当然这份静好，不是简单的消极退避，而是更智慧地看取人生，更合理地追求福祉。时代的这种变化投射于河北作家心间，呈现于他们的创作中，构成本年度河北小说的总基调。
乡土写作依然是河北小说的重头。关仁山继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之后，本年度又推出他的长篇新作《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9月）。评论家陈思和认为，这部小说“将启蒙与思考付诸实践，进行一场经济、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激励人们像夸父逐日那样寻求真理，寻求我们未来的命运”。与之前的农民三部曲相比，《金谷银山》既有承续性，又有新拓展。小说的主人公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凸显了生态文化、绿色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之前几部小说冷峻、悲怆的风格不同，这部新作呈现出乐观、明亮的色调。李延青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其收入的作品篇幅都不算长，却融汇了岁月的颗粒与人性的肌理，意出象外，值得玩味。作者写的多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人与事，但并不纠缠于具体的是与非，而重在对人情与人心的回护。这种书写是与历史的和解，也包含着对当下乃至将来的一份严肃思考。刘荣书近来比较关注红色历史题材的梳理。他的小说《纪念碑》（《中华文学选刊》2017年第9期）是这方面的一个收获。革命先烈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慷慨捐躯，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后人如何对待英雄们的精神遗产，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继承先人衣钵发扬光大，还是挟私利用图谋私利？小说写了一对同父异母的乡村姐妹不同的选择。作者对她们的行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却自始至终保持克制，不肯进行简单的臧否。这种忠实的写实态度恰积聚了充足的艺术能量，引发读者对两种人生态度进行深入思考。
胡学文的《苦水淖》（《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重新将笔触拉回到作者熟悉的塞外坝上，写了一个具有超常艺术天赋的草原女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父亲执意让小马带她去北京寻找一份好的生活，却被一个披着艺术家外衣的骗子奸污了。女孩的思想十分单纯，根本不理解也不理会这个世俗世界的规约，她执意要生下自己的孩子。这让带她来北京的小马感到十分为难，他不知道如何劝说女孩，更不知道如何向女孩的父亲交待。或许应该为这个女孩感到庆幸，世俗的世界只能伤害自己，而根本伤害不到她。焦红琳的小说《花姨和她的花村》（《安徽文学》2017年第5期 ）同样取材于坝上，主题则没有这般沉重。花姨是花村一位普通的农妇，她纯朴善良，与世无争，很容易让人想到民间自古流传的地母。她安于花村生活，乐于粗茶淡饭，用最大的诚心和善意对待周围的人。她的存在对于今天人们的浮躁心理是一种有效疗伤。正如小说末尾所写，“我”“回家好几天了。无意中偷看到儿子的日记。只写了两行。天气：晴阴未定，重度雾霾”，作者长年生活在城市，深受雾霾围堵之苦，自然生发出对花姨、花村简单却清新、诗性的生活的羡慕。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催生了这样一篇充满诗意的小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止境，欲望化潮流是一条不归路。摆脱欲望化理念的裹挟，过一种理性、健全的生活是今天的人们应有的选择。小说中的花村或许有理想化的成份，但确实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现实的乡村确实并不像花村那样安详完美。单杰的《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1期），通过一个冀中老汉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乡村世界的某些荒唐与丑陋。善良的老鲁在县城开个小面铺。日复一日，一块钱一碗打卤面，填充了四里八乡过路人饥饿的肚皮，维持着自家人的微薄生计。唐大秋的一匹劣马和一番谎言打乱了老鲁的生活，又牵扯出假币、劫匪、命案，让读者看到乡村世界不和谐的另一面。徐广慧的《一朵花的名字》（《阳光》2017年第12期），写了乡村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她们的艰难与孤单是乡村面部又一条刺眼的伤疤。
艺术的创新表达是一些中国作家多年来坚持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艺术创新，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潜在的蓝本，那就是欧美的现代主义创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即使最具创新意识的作家也难逃贴牌生产者的命运。时光荏苒，最早一批先行者大都已经知难而退另谋出路，而河北的一些作家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顽固地坚持在黑暗中探索，并不时拿出他们新的实验性作品。而且间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率性加盟，作着勇气可嘉的文学冒险。2017年，他们又有新的成果奉献，值得关注。刘建东是一位坚定的艺术探索者，这两年似乎又进入创作的喷发期。他的小说《黑眼睛》，刊于《当代》2017年第1期；《丹麦奶糖》刊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声音的集市》，刊于《小说选刊》2017年第5期。他的每部小说都尝试进行新的艺术探索。从中可以看出他叙述方式上的良苦用心，可以随之作一番人性的审视与人生的思考。张楚也是一位坚定的艺术探索者，他的叙述似乎走着与刘建东相反的路径。如果说刘建东善于从虚处着手由虚入实，那么，张楚则善于从实处切入由实入虚。今年，张楚的小说《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收获》2017年第1期）和《听他说》（《小说选刊》2017年第7期），讲述的都是与河神有关的故事，多少会让人想起唐传奇的味道。但是，张楚的讲述与唐传奇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用一种很现代的手法来处理河神在异度空间往复穿越的过程。故事的主题也与唐传奇完全不同。《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里河神的设计有点像时间的对象物，相对独立于“我”的生活，只是为“我”回忆乡村历史提供某种帮助。《听他说》里河神的设计似乎更接近传统些，他让河神化身为人参与到人间的生活之中。但是与传统的叙事套路不同，河神的参与又是有保留的，他的用意不在参与，更多是观看与体验。张敦的小说《哭声》（《花城》2017年第4期）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作者却把它讲得风生水起。鸡毛的潦倒，马可尼的乖张，通过作者多角度反复叙述，得到立体的呈现。而笼罩住整部小说的哭声则具有超强的穿透力，让读者对乡村小人物尴尬的人生感同身受。孟昭旺的小说《寻羊记》、《旅行》（《十月》2017年第4期）作为该刊新干线栏目重点推出。作者对自己的故乡与童年记萦绕心间，他试图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演绎这份个体记忆。在小说人物的身上，复活了他少年时有关恐惧、好奇、欢乐、忧伤的感受。左小词的《琥珀》（《青年作家》2017年第6期）叙述了一场特别的寻找。郑桐与王红英偶遇于一场矿难，在濒死状态下他们道出了各自心底的隐秘，幸运获救后感到十分羞赧、尴尬，一记耳光，不欢而散。多年后郑桐决意去寻找远在他乡的王红英，他寻找的是曾经的奇遇，还是重新面对自我的勇气？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郑桐最终也没有见到王红英，他内心似乎也并非一定要见到她。小说显示出作者较强的营造故事氛围、演绎人物复杂心理的能力。
近年来，女性书写在河北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分量。梅驿的《守护》（《十月》2017年第4期），写了一位国企女工黄真。黄真美丽多情，可是丈夫却离她远去。独居的她，十分在意自己的颜值。而黄金车间独特的环境可以让女性靓丽常驻光彩照人。为了守住黄金车间的职位，黄真精心引诱工厂的多位企业干部。为每个人准备一副专用床单，每次都像新娘一样迎候到访的情郎。可是后来她还是被赶出了黄金车间。几年后，当一位企业干部希望与她再续旧好，并承诺让她重新回黄金车间时，她果断地予以拒绝。大概是命运的沉浮让她看淡了曾经的浮华春梦。如果说当初黄真要守护的是容颜的美丽，后来她要守护的则是人格的独立与内心的自在。清寒的《一个人的战争》（《长城》2017年第2期），写的也与工厂有关。不过，这是一家私企。主人公方巧巧也不是一般的女工，而是厂长的千金。她曾经备受父亲娇宠，从小过惯了一掷千金的奢侈生活。丈夫的出轨让她鄙视，她毫不犹豫离婚，带着女儿回到娘家。起初的生活依然奢侈不减，可是有一天，父亲的企业突然破产，她的生活失去来源，一下子沉入捉襟见肘的谷底。丈夫与她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她一败涂地。可见女性必须自立，才能享有自尊、自由；否则，只能沦为附庸，不管是依附于父亲还是丈夫，本质都一样。这是作为女性应该具备的认识。
夜子的《他年云归处》（收入《白色深浅》2017年6月），写了一个叫王秀芳的女性。她在小说末尾才出场，却是整部小说的主角。她的名字让“我”的家人之间产生严重误会，父母与大哥为此十年不相往来。她与“我”的父亲因为在劳改场相依为命而产生感情，虽然没有结果，两人却一直将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这是一份凄美的感情，令人动容。唐慧琴的《城墙土》（《长城》2017年第4期）则写了一对精明的乡村女性。迪巧和王小花是闺蜜，也是对手。迪巧租用了王小花家一庙地搞饲料加工。两个人围绕租金斗智斗勇。小说触及了当下乡村土地使用权方便存在的问题，也较好地刻画了出了两位乡村女性的心理世界。迪巧的好强、王小花的算计都得到较好的呈现。孙逗的《门外》（《岁月》2017年第7期）写了一个叫杨渺的女性在城市漂泊的心理路程。小说通过杨渺与蚂蚁、小乞丐的故事写出了她的善良、多情。通过她与钟夏阳、退休的老主编的故事写出了她对爱情、自我的坚守。“人在命运面前都是瞎子。明天也许会更坏，也许会更好，谁也不会知道。但谁都会期待明天会更好。”小说结尾，杨渺装着“全国油画大赛二等奖”的获奖通知，怀着对艺术的追求，北上北京，准备复习考研，开始新生活。这是一个命运坎坷却永不言弃的坚强女性。杨辉素的《戏斗》（《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3期）写了某剧团的两位女性杨英和黎萍。她们本是同师姐妹。黎萍出身梨园世家，16岁“正式唱戏，凭着一出《蝴蝶杯》成为被观众惊为天人的河北梆子界新秀。”杨英资质平平，长得不如黎萍漂亮，嗓音条件也不够好，她的拿手戏是“钻锅”，“‘钻锅’就是‘补戏’”。可是后来，杨英成了剧团团长，而黎萍却沦为看门师傅。作者通过两位女性的命运变迁写出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闵芝萍的小说《富贵衣》（《人民文学》2017年第8期）、《犹在耳》（《长城》2017年第2期）写的是年轻一代的梨园人物，显示出90后河北作家创作的成长。评论家郭宝亮称她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老味道，“使我大吃一惊”，“我怎么也不能将其与90后小女孩联系起来”。闵芝萍中央戏院毕业，靠着对这个领域生活的熟悉和准确的文字，在短小的篇幅里写活了人物，写出了情致。
另有一些作家意识到中国老龄化社会正在加速到来，开始在创作中关注老龄生活。何玉茹的《北风那个吹》（《当代》2017年第1期），写了一个老年人学唱京剧的故事。“我”邀了几个戏友到小区的音乐室练习京剧。市京剧团的退休琴师为她们伴奏，让她们十分开心。可是要结束时，因为惹恼了掌管钥匙的高振英，被锁在里面无法出去。闻讯赶来的总管张师傅替他们打开门，劝她们不要生气，说高振英生活不易，老伴刚查出了癌症，孩子又不孝顺。后来她们一起合计，决定“还到公园打游击去，一枪换一个地方，自由自在”。她们也不想再麻烦了琴师了，“真是紧张，都这岁数了，不想再为什么紧张了。”写的就是芝麻小事，却折射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康志刚的《冬天和春天》（《光明日报》2017年5月26日），写了一对老年人想念孙子的故事。老何和老伴生活在乡下，天凉了，儿子要接他们到城里住一段时间。他们非常高兴，主要是又可以见到他们的孙子果果了。可是，在城里住了没几天，他们就又回到乡下，“一进屋门，老何一甩手，就将那只鼓囊囊的大皮包扔到了沙发上。妈的，真不该去！他发狠地说着，一歪屁股坐在另一只沙发上。呸，咱贱——”。原来儿子家只有一个卫生间，老何认为儿媳每天清早都故意跟他争抢，让他很着急，有次还差点拉到裤子里。也许像老伴说的那样儿媳并非故意难为老何，但是从叙述中可以看出，儿子、儿媳对老年人生活、感情方面的需要，确实缺少了解与关心。小说最后，老何“凑近老伴，眯起一只眼问，老婆子，我来考你，冬天是什么呀？老伴没好气地翻他一眼说，冬天就是冬天呗。哼，吃饱撑的，问这个！老何哈哈地笑了，用手一指老伴，嘿，错了吧？冬天就是你和我，就是咱俩，老头老太太！”确实，人到老年，身体变得越来越脆弱，精神变得越来越孤独，需要晚辈、整个社会给予更多关照。老龄社会不期而遇，让老年人孤独、惶恐、尴尬、无奈。如何让他们适应新的社会情态，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老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入挖掘的时代课题。应该有更多的作家、更深入地进行跟踪研究，演绎出新的文学故事。
本年度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作品值得关注，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刊于《河北日报》2018年1月5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