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河北小说扫描
今年冬天的雾霾已经严重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一些城市，包括石家庄，实行单双号限行。有的朋友甚至认为交警队做得还很不够，应该每天限九个号，或者十个号全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已经被迫进入全面调整期，中国人的现代化欲求也开始出现全局性拐点。现代化的列车当然还会一路向前，然而却会时时伴随着或急或缓的刹车声。举国追逐快捷、新奇事物的热情当然还会继续，然而人们的期望值开始调低，其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生命安全、心灵舒适诸方面。现实生活的这些变化丝丝缕缕渗透到河北的小说创作当中，影响着2016年文学性的表现形态。
一、欲望的马脚和芦苇的信仰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曾经声嘶力竭地歌唱欲望，乡下妹子高举欲望旗帜，两眼闪动着自由女神般的亮光阔步向前。近年，人们在享受欲望催生出的丰富、快捷生活的同时，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欲望所包裹的丑恶甚至罪恶。2016年，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欲望的马脚之上。
张玉清的短篇《一百元》（《人民文学》第1期）讲了一个灵与肉的故事。女画家与商人张骏签约，“好处是我有了稳定收入，从此不再为面包发愁，也不用整天担心被房东赶出去；坏处是我从此失去了自由，我得每天按照张骏的要求画，不能再像过去想画什么画什么”。当初，优渥的回报让贫困的女画家接受了商人奴役。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她内心的屈辱感越来越强烈，艺术灵感越来越稀薄。她决定不顾一切地画一张自己想画的作品。房东一家简单却不失欢乐的生活感染了她，她要画出房东的家。创作本来进展得比较顺利，可是最后时刻，一百元引发的惨剧粉碎了她的幻想，“我差一点完成了它，只差一小处空白，但这空白永远无法补上去了”。欲望无处不在，欲望大如磐石，窒息着人们的呼吸。女画家喜欢随身带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也许她还没有勇气像梭罗那样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她确实发出了对欲望的控诉。
刘荣书的短篇《忏悔者》（《广州文艺》第11期），则讲述了一个罪与罚的故事。小说表面是一个喜剧的套子。屠户肥头大耳，却满面愁容来找大仙襄解灾祸。他说自己一个杀猪的，可是“那天我杀一头猪，刚给猪放了血，却没了一丁点力气，连一把杀猪刀也拎不起了。”到医院进行了全套检查，却什么病也没有。屠户“说到最后，竟然把大仙说乐了。”大仙对他进行了一番心理疏导，又开了一副故弄玄虚的仙方，屠户就一身轻松地离开了。这完全可以说是一出喜剧或者闹剧。然而读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在这个喜剧的套子里面，却包裹着一场骇人的罪恶。无良的矿主为了谋取暴利不顾矿工的死活，出了矿难他又不择手段逃避法律的惩罚，丝毫不顾及矿工家属的精神痛苦。欲望遮蔽了矿主的良知，他是一位真正需要忏悔的罪人。有罪的人会忏悔吗？刘荣书在这篇小说深处埋藏了一根锋利的钢针，刺向每个欲望膨胀的肉身。
值得一提的还有贾永辉的中篇《芦苇》（《长城》第六期）。尽管整部作品还存在不够圆润的地方，但令人欣喜的是它将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雾霾密布的冬天。芦苇通常被贬为“头重脚轻底浅”的俗物，这篇小说却反行其道为它赋予了一种崭新的意义。“小白也学着老和尚，独自坐在街门口的门槛上，静静地看星星、看月亮，看眼前这片被晚风吹得晃晃悠悠的芦苇，慢慢的，内心便感到一阵清静。”作者笔下的芦苇是自然的化身，是禅道的印证。禅道被沈易当作落后的迷信。他听说小白要去大云寺，非常生气，“白叔呀，不愿意干活也就算了，怎么又和迷信靠上了？难怪别人看不起你。”事实上，禅道凝聚了东方的古老智慧，是一种认识自我、破除迂执的方便法门。在中国当下，日益泛滥的欲望化现实令人头痛。有人寄希望于基督教文化的拯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失去信心。他们觉得中国的精神困局还得要通过激活中国的本土智慧来破解。小白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师法芦苇，回归本真，达观地看取生活，和善地与人相处。这或许正是治疗当代人心灵痼疾的一剂良药。
二、沉重或者并不沉重的青春表达
不管什么年代，青春表达总是吸引人的。但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经历的作家书写出来的青春故事毕竟大不相同。
张敦如今已过了而立之年，但是青春期留给他的疼痛记忆似乎还会不时翻涌上来，他的中篇《苦海无边》（《长城》第2期），就写了一曲绝望的青春之歌。两个大学生到秦皇岛找工作，“我们站在海边。暮霭沉沉。”“他弯下腰，让手机靠近海浪。两个浪头过后，他把手机放回耳边，说，听见了吗？哦？不是冲马桶，是大海的声音！”大海本是汹涌辽阔、充满激情的，作者却把它与马桶并置，写得如此丑陋、绝望。令人感到讶异，甚至不安。青春确实有其残酷的一面，它甚至可以把准备不足的人打得晕头转向。同学建议小张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可是我哪里能抽得出时间？发呆、睡觉和泡海，这三项活动紧密相连，没有半点缝隙”。“我们躺在游泳圈上，随波飘荡。”张敦确实写活了承受着巨大就业压力的当下大学生，写出了他们内心的苦闷甚至绝望。从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作者叙事与状物的丰盈才华。但是，与此同时，如何积蓄力量，带领笔下的人物一起走出情绪低谷开辟人生新天地，也是摆在张敦面前需要完成的一份答卷。毕竟青春不仅是残酷的，更应是蕴藏着希望的。毕竟“随波飘荡”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郭刚一直生活在塞外，他的短篇《全家福》（《山东文学》第10期），写出了一种野草般的青春。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孩子李冬冬、李冬梅是姐弟俩，母亲付梅花靠割芦苇挣钱来给他们交学费。一家人的生活很艰难，可是母亲却教育他们不能总把心思放在钱上，“要胸怀祖国放眼未来。”李冬冬不太在意母亲的训导，她更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失踪了这么多年，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父亲的出走似乎起于母亲的不检点。李冬冬整天在母亲身后跟梢打探，似乎是要证实村里人的谣传，又似乎是要阻止母亲再犯错误。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亲重新回到家中。小说选取少不更事的李冬梅为叙述者，成功制造了扑朔迷离艺术氛围。小说最后，李冬冬点燃的一场大火，则泄露了她心灵深处深重的屈辱与愤怒。
贾若萱是一位95后在读女大学生。她的短篇《他的家》（《西湖》第9期）讲述的虽然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却更多地传达出了青春生命的一种热力。小说采用第二人称的方式，叙述失恋的少女跟踪情人的妻子，用望远镜窥探情人家的卧室，企图报复情人，最终又选择了宽恕。越轨的笔致、生动的细节，写出了少女的聪慧、多情、嫉妒、伤感，还有迷失与复归。“你们走出酒店，想去对面吃麻辣烫。你感到你的食欲回来了，你终于有点开心，你知道这不太容易。”可能新世纪的开放性在发挥作用，也可能年青的生命本就蕴藏着极强的修复能力，失恋在少女心上划开的一道深深的伤口很快就弥合起来了。作者初试写作，还缺乏必要的技术训练，但近乎天然的文字显示出她可喜的文学潜质。
三、现实主义的力量
现实主义之树常青。有些作家痴迷于塑料化写作。他们把自己关在封闭的小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塑料纸，剪制出一个个漂亮却没有生命气息的人物。我总觉得这是对他们艺术才华的白白浪费。相反，有些作家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写出了一些细节丰盈、充满生命力的小说作品。
何玉茹的长篇《前街后街》（《当代》第3期）讲了一个黄村的故事。黄村分前街和后街，“前街的房子是青砖、青瓦垒就的脊顶，后街的房子是土坯、炉渣做成的平顶”。房子不一样，人的举止言谈也有所不同。明悦家处在连接前后街的马道上。她与前街的小慧和后街的二妮都是好朋友，可是小慧和二妮之间总会闹点小别扭。何玉茹有一种优秀作家的本领，可以把小说写得烟火气十足，又为这烟火气预置了宽大的孔道，使之升腾，化为高天上的云彩。
康志刚的短篇《归去来兮》（《朔方》第6期），讲的是乡村式告别。四喜子死了，葬礼后妻子梅香要离开这个家。临行前梅香与几个哥嫂之间有一场对话。家人之间的隔阂、心底的不满眼看了爆发起来，最终却灰飞烟灭，达成谅解。一场没有发生的“乡村战争”，折射出乡村生活的艰难，也显示了宽容的重要价值。
张红欣的中篇《礼堂》（《小说月报·原创版》第4期）讲了一种貌似“代沟”的故事。老曹和他的儿子曹寇为公司礼堂的拆留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要拆，以解决身体居住问题；一方要留，以解决情绪释放问题。这两个本应该相辅相成的事物竟然以如此尖锐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实生动地折射出了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
卢立明的中篇《祸水》（《长城》第6期），用可靠的细节准确描摹出基层官场的生态。没有生活体验的作家喜欢用千篇一律、俗套的男女关系来填充篇幅，愚弄读者。卢立明不是这样，他十分熟悉基层官场，而且善于体察人情世故，所以寥寥几笔便可写出官场人物的心理、神态，活灵活现。
四，多样化的收获
何申的中篇《钱大画家》（《中国作家》第2期），用何申式语式讲了一个小文人的罗曼史。老钱喜欢画画，并因此与王小燕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史。分分合合之间，老钱的外圆内方、王小燕的神经质都跃然纸上。
阿宁的中篇《父亲的时代》（《北京文学》第2期），讲了一个激烈燃烧时代的故事。解放初，父亲崔子玉转业，要求去了塞外。他关心百姓疾苦，抵制冒进风、浮夸风。父亲勇于担当的行为感染了女房东。女房东不顾一切的热情最终让父亲蒙冤多年。小说以崔子玉的儿子为视角进行历史回溯，是对父辈精神的一次深情瞻仰。
夜子的短篇《云破处》（《七里海》），讲了一次危险的旅行。篇幅不长，几乎没有多少情节，但针脚很密实。作者有一种抽丝剥茧的耐心，一点一点剥去日常生活的庸常、琐碎，找出那埋藏在人们心底的郑重、良善，以及相互关切的美好情愫。
梅驿的中篇《结算》（《中国作家》第12期）讲出了女性的独立与尊严。离异后的女工宋爱红，爱上了到他们厂进行结算的高木。高木结完工程款去了江西，走前跟宋爱红约定到江西相会。但是，宋爱红选择留下，她觉得那里没有自己的生活，她不能成为男人的负担。生存对于女性似乎更重要些，但同时，独立与尊严也不可缺少。
唐慧琴的中篇《去高蓬》（《小说月报·原创版》第12期），讲出了家庭伦理的纠结。二哥本来是妹妹红颜心中的一座山。可是他竟然在外面有了小三。二哥的行为让她不解，更有些失望。让红颜感到心乱的还有二嫂和两个侄子。家庭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爱情、亲情与利益到底如何考量？唐慧琴在生活中发现了这个让她揪心的死节，她极力想用自己的智慧和本心去把它解开。小说最后也没有达成最初的预想。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毛茸茸的细节把身处困境中的一家人写了出来，让读者感同身受，与其一起寻找出路。
花雨的短篇《一个人的葬礼》（《长城》第3期），是都市化大潮中小山村的一曲挽歌。在城里人拼命想到深山中寻找安静与清新空气的同时，深山中的人差不多都跑到城里来了。罗盘沟就剩下罗朱生父子二人。父亲八十多岁，希望死后埋在祖坟里，坚决不离开。罗朱生小的时候被猪啃掉半张脸，认为到城市根本没法生活，也决定留下来。父亲去世，儿子找不到人抬棺材。他哭干眼泪，望着灶膛窜出的火舌，终于想出火葬的办法。以后自己死了怎么办呢？“哪儿死就哪儿烂吧，给狼吃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作者有一颗善感的心，她关注着城市化大潮中那些不愿离乡、无法离乡者的困苦，她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小说中，让大家一起关注，一起为他们祈福。
（曾以《2016年河北小说阅读札记：描摹现实 抒写心灵》为题刊于2017年2月3日河北日报，内容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