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李鲁平和他的新著《身与心》

和鲁平兄相识于2008年鲁院评论家高研班。那年奥运会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52位评论家汇聚到鲁迅文学院，其中就有鲁平兄。当时和他没有深聊过，但我却知道他非常性情，这个印象缘于一次座谈会。鲁院的会都是神仙会，大家开诚布公各抒己见，可以众说纷纭甚至剑拔弩张，那天也是这样。会议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会开了一半，李鲁平站起来，他大概是对前面的发言听得不耐烦，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他那天中午应该是喝了些酒，两颊酡红，一腔湖北话，座位离得也比较远，他讲些什么我基本没听明白，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在很认真地阐发自己的见地，在争论是非，探索究竟。我想这真是一位好兄弟。

鲁平兄现在是文学期刊《芳草》的副主编，每期都给我寄他们的刊物。《芳草》品位很高，编辑方针独树一帜，是一本很有方向性的文学杂志。现在的人们习惯讲众声喧哗，无主题变奏，似乎说“有方向性”是一个很落伍的表现。我不这样认为，众声喧哗也好，无主题变奏也好，是形容整个社会相对自由的言说状态，这当然是好事，大家能够见仁见智，才能思想碰撞，才会形成相对客观、合理的文化认同，社会才会更好发展。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则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个体的主张应该越明确、越具体越好。这样大家才有争论的基础，才有形成共识的可能，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办刊物也是这样，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百花争艳，才能越办越好。我很欣赏《芳草》办刊方向的旗帜鲜明，他们近些年明确标榜关注打工文学。这非常好，它可以集聚一批关注打工族生活、命运的全国优秀作家，也有可能把这一题材的写作推向深入。从《芳草》所体现出的远见与风范可以看出它有一个高水准的编辑团队，也可以想见鲁平兄作为副主编肯定付出了很多心血，发挥了很大作用。

鲁平兄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家。他年轻时写过诗歌、小说，而且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可是调到武汉市文联工作后，他却专心致志编刊物了。编刊物，是为人作嫁衣的事，很多人不愿意干。鲁平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没跟他探讨过。我想不管因为什么，他现在做这份工作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青年作家们需要好的编辑家。现在的社会里人们的生存压力非常大，冒出一个青年作家很不容易，能够不被生活压垮坚持把创作搞下去就更非易事。在这样的情势下，有学识、有责任心，能担当、肯付出的好编辑就显得十分可贵。他们不计得失、甘作嫁衣，是作家的良师益友，是作家艰难跋涉途中的问询者、陪伴者。有他们的存在，作家们的路才会好走些，才可以走得更远些。李鲁平就是这样一位青年作家的良师益友。多年来他十分关注青年作家创作，编发他们大量的作品，而且还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对他们加以推介、扶掖。正是在他的鼎力帮助下，一些青年作家迅速成长起来。

最近鲁平兄寄来他的文学评论集《身与心》，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由于最近事情比较多，时间也紧，应该说读得不是很仔细，但是却在阅读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知识与学问。它让我意识到，李鲁平除了是一位很好的编辑家，还是一位有文学抱负，有艺术见地的优秀评论家。

阅读《身与心》会发现，李鲁平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而且见解深刻。比如他非常重视文学生态学的研究。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如潮似涌，曾经沉睡百年的东方巨狮已经苏醒过来，正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内在热力。不过，市场经济的急速扩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寻找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成为文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对于这个问题，李鲁平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专门撰写研究文章《生态在文学中的位置》发表于《文艺报》（2013年2月6日）。文章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家对生态价值的定位经历了从博物学到诗学，从客体观到主体观，从工程形态到伦理形态的发展过程。历史发展到今天，作家“应该把自然、生态拟人化，把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与人平等的伦理主体。……应该进一步打开视野，整合中国生态文化与历史发展中鲜活的生态现实，在人与作为伦理主体的自然的互动之间发掘更具审美价值的创作空间，奉献更多更有艺术力量的佳作。”生态文学是一个新兴学科，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李鲁平凭着自己扎实的哲学修养和文学史知识，对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脉络进行科学梳理，并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给人以深刻启发。

李鲁平还十分关注打工文学。打工族在中国成为一个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之而生的是打工文学。打工族并非现在才有，有城市的时候就有了打工族，自古以来的丫环、仆人都是打工族，西汉卓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后当垆卖酒，过的其实也是打工生活。打工族也并非中国独有，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都出现过，至今依然存在。打工文学也是这样。比如中国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的名作《卖油郎独占花魁》和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实都是打工文学，只是没有人这样称呼它们而已。打工族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引人注目，是因为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走向城市化，有超过3亿甚至更多的人口在过着打工生活。表现他们生活的打工文学自然也会备受关注。近年来李鲁平负责的文学期刊《芳草》一直关注打工族生活，刊发打工文学作品。他本人还专门撰写研究文章《城市化进程与打工文学》发表于《文艺报》（2013年8月14日）。收入本书时更名为《在城市化进程的视野下看待打工文学》。他在文章中认真辨析打工族的身份问题，充分肯定了打工文学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注几亿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打工文学，就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无论他们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还是职业的作家。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他相信打工文学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作家们应该积极投入打工文学的创作之中，“农民工不是改变称谓就可以消失的现象，它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从户籍管理开始，直到再没有由户籍规定的待遇区别，直到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国民，都享受同等的待遇。打工文学也不是底层叙事可以概括的。打工文学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过程。这是一个复杂而博大的世界，作家既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无论是打工者自己书写自己，还是职业、业余作家来书写，打工群体、打工生活、打工世界，必将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中极为鲜明的一部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分。”对于一个正在孕育、刚刚起步的文学现象作出判断并大声疾呼，表现了一个评论家的胆识和勇气。

鲁平兄最关注的应该是身与心的问题。他把整部评论集命名为《身与心》，还在书中专辟一辑取名“身与心”收录数篇评论文章。身与心的关系确实是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身与心”是一对中国文化范畴，它最早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十分推崇赤子之心，“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认为有道之人应该忘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后来又融入印度佛教文化。佛教讲身即是色，通过觉悟最终让人认识到色即是空，从而获得精神解脱，身心和谐。身与心的问题，我们的先人早就遇到了，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老庄通过“致虚极，守静笃”来达致身心平衡，陶渊明通过“采菊东篱下”来达致物我两忘，李贽通过回归“童心”来拯救自我。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欲望化时代，我们何以自救？在书中，李鲁平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又融合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来解读作品、剖析问题，寻找超越时代、完善自我、和谐身心的途径。在李鲁平看来，身与心的关系问题表现在今天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传统与现代问题，日常与非日常问题，经济与生态问题，欲望与心灵问题，文明与裸露问题，等等。在书中，李鲁平从多个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给人以深刻启迪。比如，在说到日常与非日常的问题时，他指出，“毫无疑问, 在人逐渐被工具化, 在工具理性逐渐消蚀价值理性的现代性过程中, 文学, 换句话说, 审美, 是可以用来重塑和发现日常生活价值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李鲁平《发掘日常生活的道德价值－以吕幼安的小说创作为例》）过去人们总是以非日常的指标作为世界价值的定位器，日常的指标都是作为鸡毛蒜皮忽略不计。现在现代化作为一个巨无霸将人完全工具化、商品化，通过发掘日常生活的价值来对抗现代化对人性的压榨，来寻求人的精神解放，即使不是最终的，也是重要的途径。李鲁平从这个角度来阐释日常写作的意义，可谓独具慧眼。

总之，鲁平兄的评论集《身与心》是一部非常扎实的文学研究著作，内容丰富，剖析深入，值得认真阅读，认真品味。 

刊于2014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有严重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