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河北小说述评

——以从容的笔触讲述中国故事

2014年，河北小说是一个丰收年。就有限目力所及，长篇小说有关仁山《日头》等5部，中篇小说有陈冲《紫花翎》等16篇，短篇小说有何玉茹《兄弟》等29篇。不但数量可观，质量也颇值得称道。我想，这是莫言获得诺奖效应的进一步扩张。河北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传统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在西方文化强势突入的背景下，深厚的传统曾经成为压迫河北作家的十万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致使一些作家沉陷于传统无力自拔，而另一些作家一味崇洋、拟洋，企图剑走偏锋突围解困。开阔的视野、广泛的借鉴无疑是必要的，被传统束缚住手脚，甘当传统的奴隶当然没有出路；但是，失去自我，一味崇洋迷洋则同样会事与愿违。数十年来，河北文学创作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心旌摇曳，根基不固，叙事缺乏应有的大格局与大气象，这也是难以回避的事实。今年是莫言获得诺奖第二个年头，破除西化迷障、重拾民族信心的河北作家逐渐站稳脚跟，以从容的笔触讲述中国故事，展现出十分迷人的风采。

长篇小说创作最需要作家丰厚的思想、坚实的内功。在这一领域，河北小说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关仁山的长篇《日头》还是透出一些令人欣喜的消息。评论家雷达说，“读关仁山的长篇新作《日头》，感觉他仍在延续着《天高地厚》《麦河》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抒写，但同时也发现他的笔墨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麦河》的重心是‘写土地’，那么《日头》的重心则是‘写文化’。这本小说文化气息浓厚，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然文化、宗教文化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作者对当今中国农村文化的深刻思考。”（雷达《北国土地的灵魂及其变迁——读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日）小说中的日头村宛如中国农村世界的一个缩影，现实的矛盾、家族的博弈、历史的撕扯、文化的纠结如滔滔黄河冲击读者的神经，引人思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中国本土文化概念“律吕”结构小说，以二十八星宿对应生活中的人物，试图打通现实与传统的督脉，修复民族文化肌体，激活民族精神资源，探寻民族复兴之路，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构想，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雄心。当然，这个构想十分浩大，仅凭一人之力，一段短暂的时间恐怕难以完成。但是，这种努力是十分可贵的，意义巨大。

中短篇小说创作一直是河北作家的强项，2014年也颇值得圈点。陈冲的《紫花翎》（《人民文学》第1期）讲述了一段抗战时期的故事。中国的抗战故事，很长一个时期停留在复仇主题或者庆功主题的演绎上。这个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作家的固执，民族复兴的未造与民族心理的不成熟是一个更大的因由。近几年，国势强振，民族精神也在复元并舒展。作家们的抗战故事也演绎得更加丰富且深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冲创作了《紫花翎》。作者把家与国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情爱与责任的关系，在一个两万多字的篇幅里从容地铺排开来，展示了民族的伤痛、个人的悲欢、情与理的纠结。这是一个厚度与性灵相结合的佳作。曹明霞的《女流之辈》（《天津文学》第6期）写了三姊妹梁珍、梁晴、梁瑷的故事。她们的相貌有妍有媸，地位有高有低，谈吐有清有俗，三姊妹的人生宛若红绿蓝三原色组合成女性生命的万花筒。作者以一个女作家的眼光打量生活，写出了女性现实的艰难，也写出了女性生存的价值。比较来看，阅历的增加与视野的打开使曹明霞的小说创作摆脱了早期的单薄与执拗，走向成熟，走向圆融。王海霞的《母亲的爱情》（《清明》第5期）写得酣畅淋漓，风生水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者在小说中写了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她们的悲剧都是那样令人心生寒意，却又是那样各不相同。母亲没有文化，凭着原始的欢爱梦想投入父亲的怀抱。父亲的出轨撕裂了母亲的心灵，母亲的巨痛挽回了父亲的身体。但是，出奔的爱情再无踪影，两个人坚守了一辈子的只不过是痛苦与绝望。小说中的女儿大学毕业，同样没有绕开母亲曾经遭遇的爱情陷阱。与母亲不同，她毅然选择与出轨的丈夫分手。可是，剪不断的情丝同样折磨得她痛不欲生。这篇小说几乎看不到什么叙述技巧，却把故事讲述得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靠得是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对民俗的体认，对心理的把握。裂帛的《折耳根》（《文学界》第3期）写的是铁路工程队的故事。铁路工程队是一个流动的群落，工地在哪，他们就要奔到哪。漂泊是他们的宿命。这样一个居无定所的群落，他们如何生活，如何相爱？裂帛以沉实的文字对此进行了描摹。工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同寻常，漂泊的生活带给他们混乱的两性关系，也造就了他们随遇而安的性格。但是他们中间并不缺乏爱情故事。朱朱长相平常却爱意似火。她执意要追随黄平闯天涯。小说在黄平的惊讶中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对朱朱未来的惦念与想象。独特的题材带给读者陌生化的阅读感受，也引发读者对人生与命运的思索。

还有几个中篇值得一说。阿宁的《同一条河流》（《北京文学》第10期）讲了一个花絮版的贪腐故事。副市长焦远贪污五千多万，是个大贪污犯。不过，小说没怎么写他，而主要写了她的表妹邢丽。焦远临被双规前给了邢丽一张一千万的银行卡。这张卡让邢丽经历了内心的巨大波澜和情感的巨大激荡。小说的细部处理得十分到位，颇有值得圈点之处。张敦的《我的文武老师》（《西湖》第1期）写了一段青春祭。张敦的青春祭有些不同。他的青春叙事是低温的，甚至有些残酷。或许我们不愿接受这样一种青春叙事，但是无疑它有着几分真实。我觉得，首先应该肯定张敦对真实的追求，因为真实是一切美好愿望的起点。而作为作者，张敦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接近真实的同时，保持对友谊、爱情、终极关怀的探寻热情。梅驿的《位置》（《十月》第6期）是作者尝试叙述方式调整的一个收获。梅驿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精神思考的作家，她的故事背后常常透着她对生活与人生的思考。不过她以前的思考有些越位，阻碍了小说中人物的充分施展。梅驿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有意识让叙述者撤身到小说的角落里，以留出更大空间让小说人物闪转腾挪。在这方面，梅驿是成功的。小说的问题出现在小说动力的趋弱。小说的后半部分，动力不足。清寒的《双刃刀》（《人民文学》第3期）写了一个被背叛的女子复仇的故事。清寒的小说有着法医的冷静与仁者的悲悯。这使得她的小说纹理细密、质地优良，同时又夹带一股向上的力量，让读者的精神随之飞扬。不过这篇小说稍欠打磨，有的地方有些夹缠，美中不足。

另外，李浩的《丁西，和他的死亡》、刘素娥的《金玉缎夹袄》、唐慧琴的《千里迢迢》、孟昭旺的《风中的祷词》、蔡楠的《像生活一样》、郭刚的《天涯近》等中篇小说也都各具特点。

短篇小说里，首先要说一说何玉茹的《兄弟》（《芒种》第９期）。“兄弟”是一个被无数作家写滥了的题目，而何玉茹仍然写出了新意，这很不容易。哥俩儿六十上下，哥哥叫王运弟弟叫王兴。王运夫妇住城里，是退休工人；王兴夫妇住乡下，是农民。小说强劲的力道来自住房拆迁事件。一辈子仰望哥嫂的弟弟忽然遇到了可以拥有六套住房的幸运，而这时的哥哥却正走背字，面临租房生活的窘迫。这确实是一桶超能量的火药。小说区区一万三千多字，里面却包含了生活甘苦、命运变幻、手足情份、生命尊严诸种人生课题。作者仿佛一个弹奏高手，把各个旋律融合在一起，交汇成一曲玉盘落珠、泉流幽咽的琵琶曲。小说老道通透，有唐风宋韵。张楚的《野象小姐》（《人民文学》第1期）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成功转折。张楚是从冷叙述起步的，他最初的小说人物遵循的都是丛林法则，他们弱肉强食，残酷却又美丽。张楚以这样近乎偏执的一种写作接近了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属性。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世界又不完全是物质的。人类有思想情感，会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张楚并非唯物质者，在小说中，他一直试图完成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在《良宵》中他做过一次积极尝试，试图把真与善统一在自己的叙事中。我个人觉得，那次做得不是十分成功，真与善在各自的轨道上滑行，没有能够有机交汇。这篇《野象小姐》是张楚的又一次尝试，我个人觉得比《良宵》完成得要好许多。小说中的野象小姐是一个普通人物，她承认物质世界的不完整性，以自己的理性接纳了这个不完整的世界，同时，她以自己坚实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修补这个世界的缺漏。这样，张楚就在自己的作品中打通了不完整的日常世界通向善的路径，演绎了平凡人生向上飞扬的可能性。张楚这个过程的完成实属不易，值得肯定。单杰的《清唱》（《长城》第5期）讲了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她笔下的两个女孩门楼儿和楚春兰是县剧团的演员。门楼儿反串铜头，春兰唱旦角，二人台下住同一宿舍，台上一块搭戏扮书生与小姐。春兰是孤儿，门楼儿对她十分照顾，她便渐渐对门楼萌生了恋情。从叙述的情况来看，春兰是同性恋者，门楼儿是异性恋者。不过，故事没有沿着这个路向继续发展下去。门楼儿向春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春兰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患者。门楼儿担负起救治春兰的责任。她用十余年的时间唱丧戏挣钱替春兰治病，终于把春兰从疯狂的世界里唤了回来。在小说里同性爱、朋友情、青春迷乱纠缠在一起，混合成一种迷离与忧伤的氛围。小说的逻辑或者还不是十分自洽，但是，作者出色的文学天分和细腻的文字表达使这篇小说受人关注。

刘荣书的《空中小姐》（《广州文艺》第10期）讲了一个情杀的故事。小说主要有三个人物，作者连他们的名字都省略了，简称男孩，女孩，男友。名字的省略让读者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地放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两个男孩与一个女孩，一段感情与一段误会。女孩的任性退出导致男友情感失控，男友的误会导致另一个男孩的死亡。其间充斥着的一种飘乎的情绪似乎隐喻着精神的虚无。这种虚无确实有着广泛的指涉性，值得关注。叶勐的《塞上曲》（《作品》第8期）讲的野外作业队的故事。作业队的生活是粗野的，无聊的。工人们在调笑、赌博、偷窥中打发时光。小说最后，“我”恐高症发作，瘫倒在高台上不敢挪动半步。偶然赶来的蒋洁陪着我聊天消磨时间，天慢慢黑下来。小说在这样漆黑、恐惧、绝望的场景中结束。作者用文字渲染了一种无聊与绝望情绪，事实上倒成了对读者的一种警醒。长笑的《过年好》（《长城》第6期）与《塞外曲》形成一个对比。《塞外曲》有着刻意的痕迹，《过年好》则欲说还休。《过年好》，满纸都是喜悦。像豆子一样的鞭炮声，上坟接祖，赶集买年货，清水泼院，每一处都渲染着春节将至的欢庆气氛。可以说，《过年好》从头至尾写的就是喜庆。可是，力透纸背的是深深的寂寞与无助。年老无依的老夫妇渴望宽心与抚慰，可是他们到了也没能卸去心上盘压着的负担，没能盼来新上任的村主任登门慰问。午夜已过，她们只好失落地上床睡觉。两人睡前互道新年好的细节可谓神来之笔，更把老年人的寂寞写得入木三分。“文学即人学”，参透了人生的奥秘，才会举重若轻自然写出人生的复杂况味。

另外，常聪慧的《走神儿》（《当代小说》第5期）、徐广慧的《小鲶鱼》（《阳光》第1期）也都写得不错。常聪慧以小小说起步，改写短篇小说之初细致有余而气量略小。近来，她逐渐摆脱了小小说的拘限，掌握了短篇小说的特点，气量逐渐变大。《走神儿》可以看出这种可喜的变化。徐广慧有一个时段陷于急躁状态，这使她难以从容写作。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是一场重大考验。近来经过主动调整，徐广慧逐渐走出误区，重新获得良好的创作心态，令人为之高兴。2014年徐广慧发表了几个短篇，其中《小鲶鱼》写得最好。外出打工的乡村妇女小鲶鱼的艰难遭遇、顽强精神和美好心灵都得到很好展示。这篇小说或许还有个别地方不够圆润，但不失为一篇好作品。

载《河北日报》201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