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馆·河北主宾省宣传片
APEC烟火晚会
陈思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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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了美国学者安德鲁·鲁宾的著作《帝国权威的档案》,读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文明的冲突”的概念,自亨廷顿提出后,这个概念可谓影响深远。因为它指涉的多是战争、贸易等国际间的争端,毕竟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经历的。当这个问题延伸到我相对熟悉的文学领域,才感觉切近起来。这本书还有个副题“帝国、文化与冷战”,显然有所指的。
陈思和:我也是上周刚拿到这本书,匆匆看了一遍,还没时间好好思考。我的最初印象是,鲁宾研究的那段历史与我们今天的环境不太一样,那时候是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整个世界主要分化为两大阵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当时制约世界的意识形态,我们称之“冷战”。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年轻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在当年,每个民族国家都需要选择,你要么是投靠资本主义阵营,要么是投靠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还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苏联为首的有一个华沙条约组织,美国与西欧有一个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事上它们是对峙的。当时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就体现为冷战思维,所以有关文化活动,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都是在参与冷战。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这样一些世界性的知识,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美国侵略世界各国等等。这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东西都是坏的,只要是来自苏联的都是好的。当然,后来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也搞坏了,中国开始反对美帝苏修。那个时候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被打破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晚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时代就彻底成为历史了。
在冷战的背景下,任何世界性的文化活动都离不开冷战思维。不仅仅是美国和苏联,也不仅仅是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条约,当时中国的很多文化活动也是卷入反对美国为主的冲突中。当时在两大军事集团之外的中间地带,后来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往往是它们争夺的目标。《帝国权威的档案》 是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历史,披露了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通过一些文化组织,比如文学自由协会等,组织策划全球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反苏、反共。如果你辩证地看这个现象,那么,当时的苏联同样也在全世界布局,反对美国英国,这方面也能举出很多的例子。
我们也注意到,那时候没有网络新媒体,最重要的媒体就是报刊杂志。你会看到,美国在不同语种的国家里都策划了宣传出版的产品,就是刊物;当然他们也是有所选择,选对他们有利的国家。读完这本书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是,作者罗列了很多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即使到今天也非常有影响的作家,它们都受到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让你更吃惊的是,这些作家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居然也与美国方面的刻意包装有关。这本书里面很大篇幅写到乔治·奥威尔。那个时候的奥威尔还没有写《一九八四》《动物庄园》这些名作。但他是一个反对苏联斯大林体制的西方自由主义作家,后来,就有好几个语种的国家同时出版他的著作,一下子就把他给炒红了。可以想象,读到乔治·奥威尔、以赛亚·柏林等作家有那么大的世界影响,背后原来是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推动,你似乎会大吃一惊。
记者:的确有些吃惊。在这本书的论述里,文学竟然在文化冲突和交流当中起到这么巨大的作用。这是否扩大了文学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
陈思和: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1988年4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去,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工作计划是搜集香港文学的有关资料,我特别关注的是,西方文学是怎么影响了香港文学?我当时采访过很多作家,他们都跟我说起,在1950年代香港最主流的文化是美元文化,要理解这个意思,你就得联系当时背景。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大陆政权以后,美国为了抑制共产党的影响,在香港设一个文化据点,友联出版社,他们通过办刊物、出丛书、翻译文学作品等等形式,用钱资助香港的南下作家,包括张爱玲在内,许多作家都受到过这个出版社的资助。
记者:这么说,张爱玲的写作会否受了这种资助的直接影响?
陈思和:有影响。友联出版社当时出版了很多译著,大多译自美国的经典小说,张爱玲也翻译过,像《老人与海》等等。友联也办了一些刊物,或者资助一些针对大学生的刊物。这个情况,就与鲁宾在这本书里披露的情况很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二战以后美国的地位上升,在西方世界要取代英国的盟主地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它要向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宣传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取代英国的传统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但英国的历史比美国悠久得多,有很深的文化积淀。美国有什么呢?当然不只是好莱坞电影,流行文化,它还有福克纳、海明威等重要作家的作品。美国就是要把这些包装宣传出去。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就做这么两件事。我们都知道,香港那时被称为文化沙漠,主要文化就是六合彩、赛马会、警匪电影、流行小说等等,但美元文化注入以后,先是把从内地流亡的作家网罗起来了,有了一定的阵容,他们就不停地宣传美国文化,出版了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读物,尤其是一些最重要的刊物,像《中国学生周报》 等覆盖香港很多大中学校,这些就是在美元文化的扶植下产生的,很多香港作家(比如西西),都是在这些刊物上起步的。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资助作家、学者,而且在其势力所及的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阵地,以此来扩大影响。
陈思和: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有了这方面的了解,读到这本书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中央情报局做这样的文化普及工作,就像书里写的那样,做得有声有色,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书里有些地方也写得偏颇。第一个是当年的美元文化,有着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培养亲美派。的确也有很多作家,受了美元文化的资助或扶持后,慢慢扩大了影响。这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作者还是夸大了这个影响。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书里面举例说,美元文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培养了那个作家,而没有培养另外一个作家,结果造成了没有被培养的作家籍籍无名。而实际的情况是,书中提到的一些没有被作为培养对象的作家———主要是进步作家———如果是优秀的作家,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聂鲁达,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那时候读诗歌,读的就是聂鲁达的诗。他还得过诺贝尔奖。怎么能够说没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选择扶植的作家就默默无闻了呢?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权力遮蔽不了的,生前寂寞的身后仍然会获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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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然不能不承认,他们选择培养的作家,都是极具实力的。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作家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其政治上的效用,但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文化影响力。
陈思和:政治对文化是有影响的,财政的支持也会扩大影响。但应该说,文学与文化的涵盖面远远超过政治。在作家出现困难的时候,美元文化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当时张爱玲流亡到香港,想恢复学籍,可是香港大学不接受她。她在困厄中友联出版社帮助了她。她就在那里站住脚了,又有创作活力了。
记者: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了。这里我有个疑问,照作者鲁宾的理解,作家好像是很容易被收买的。
陈思和:我觉得不存在收买的问题。
记者:那作家该怎样体现独立的立场?
陈思和:美国支持哪些作家首先是有选择的。它选择的就是像奥威尔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还有一些本质上保持精神独立的作家,遇到了困难,美国也会出手资助。比如这本书里讲到了托马斯·曼、阿多诺等,在德国受到迫害,流亡到美国。这并不是说他们就认同美国文化,很有可能,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不认同的。所以,美国既接纳他们,同时对他们也是有监视有制约的,这对他们的写作会有一些影响。但在监视他的过程中,美国还是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发展。尤其是阿多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对他的著作审查非常严格,一些敏感词是肯定不能出现的。
记者:换句话说,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要接受美国政府的审查?
陈思和:阿多诺的书被审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会用代码把他书中的一些敏感词消掉。所以阿多诺既然要在美国生存下去,就得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审查制度达成妥协。当然,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美国当时也有点小题大做,这是冷战思维所决定的,其实“反苏”和“反共”,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反对苏联不代表反对共产主义,尤其是不认同苏联的斯大林政权,不代表就是反对共产主义。有些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未必就相信苏联。
记者:很重要的提醒。“反共”和“反苏”,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但公众经常会贴上标签,把这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词汇混淆了。
陈思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但往往给混为一谈了。阿多诺后来在美国大学里当上了教授,有了终身俸禄,不再需要资助了,这时他又开始重申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了。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分子也在利用政治。这方面,我们比较少注意到。
记者:是这样。知识分子也出于各种各样的需要借力政治,从而实现自己的诉求。
陈思和:奥威尔就是这样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没有看过《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奥威尔塑造了一个形象叫“老大哥”,我们后来都以为,这个老大哥指的就是苏联斯大林政权。实际上,奥威尔写这个的时候,老大哥也可以指法西斯希特勒政权,因为法西斯政权同样也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所以,这个老大哥的形象,从正面看可以认为它是在批判希特勒政权,反面看则可能是批判斯大林政权。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9·11以后,当布什政府出兵打伊拉克、阿富汗的时候,美国群众举起了奥威尔的旗帜,说美国正在实行“一九八四”。这个时候的“老大哥”,又被人利用来指美国布什政府了。
记者:倒像是从一个侧面反映文学的普泛性了。经典文学作品往往不会局限于表现特定的领域,虽然当时作家很可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创作的。
陈思和:这就涉及到一个艺术的典型话题了,有些艺术形象一旦成了艺术典型,它就带有普遍性,它不再局限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内容了。在奥威尔写《一九八四》的时候,老大哥可能是影射苏联。但到了今天,苏联也瓦解了,那影射谁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老大哥”所对应的专制独裁是否还存在?“老大哥”已经成了一个共名。当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时候,反对者也可以用奥威尔的武器来反对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永远大于政治。尽管某个国家政府可以花钱去培养一个反共作家,或者资助自由主义作家的反苏倾向。但这些权力者永远不会了解,文学和文化涵盖的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更是大于某个具体政权。
一旦文学变成经典,谁曾经扶植过已经不重要了。就像我们现在看米开朗基罗的画,当年他的创作都是受到贵族、教会资助的,但艺术作品一旦创作出来了,就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我们不关心这些赞助或者订购的贵族或者主教是谁,我们关心的只是米开朗基罗创造的艺术力量。赞助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艺术和文学的力量就在这里。因为它代表了人性最本质的力量。政治当然要利用它,只有愚蠢的政治才会打压天才的艺术创造。不是说了吗?奥威尔出版一本书的力量远比大批量的反苏宣传有力得多。但这个效应只是在短暂的阶段里能够起作用,过了这个阶段就没有意义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很多宣传品读物都消失了,但也有一些留了下来,这些是真正的天才创作。当然,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辨别。你很难说当年那些作家是自愿为这个政权或者意识形态服务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本身就奉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与美国利益吻合了,美国就会支持他。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与苏联利益吻合了,苏联也会支持他。我年轻时候就没听说过奥威尔这样的作家,因为中国不宣传这些作家。所以说,这些作家的影响也没超出当时特定的文化版图。但在这个文化版图下,他们确实留下了辉煌的名字,更是远远超出了政治影响,成为了一种文化、文学大于政治的典型范例。
另外一点,我们也要注意到,任何政权,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利用文学来为它服务。但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么利用文学的。首先,他们都是在扶植一些优秀作家,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扶植一些没有品行的马屁作家。像奥威尔、T.S.艾略特、托马斯·曼,以赛亚·柏林等,其他还有很多。这些作家本来就是响当当的有名作家,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因为政治因素的考虑而降格以求,牺牲文学的水准。其次,它对这些作家进行扶植的含义也是相当宽泛的,比如,只要在他们出资的刊物上发过文章的作家,他们就给算了进去。打个比方说,现在有一本什么杂志,其实这个杂志有些政治背景的,它向作家约稿,作家就给它写了。但只是给它写稿,就挣一点稿费而已,却未必收到过什么津贴,也没有签约为它们服务。所以也不用夸大这些背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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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反观我们的现实,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多少存在为了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自身的考虑降格以求的情况。
陈思和:现在不是说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吗?我们要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吗?这本书里介绍的一些美国经验倒是值得重视的。他们推荐什么人?他们是选择那些已经成功的人,他们的选择标准是取决于这个作家已经有相当影响了。不是说组织一群芸芸众生,办一个学习班啊,让这些人出名啊。这与我们的有些做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对外宣传不能搞地毯式的轰炸,一说要把著作介绍到国外去,国家就砸进去不少钱,很多人也借此机会向国家要钱,组织很多外译项目,效果好不好呢?翻译出来的书是不是有人买呢?如果没有人买没有人看,就起不到什么效果。我们政府买单,外国出版商赚钱,结果印了很多废品都堆在书库里了。我没做过这方面的具体调查,但我听一些翻译界的朋友说的这些现象值得重视,靠搞群众运动的方式,铺天盖地倾销在中国也没有人读的书,最后把真正有影响的作品都淹没了。打个比方,100本外译的书,95本是差的,还有5本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在95本差书产生的恶劣影响下,连这5本比较好的书也给遮蔽了,人家也不看了。
你再看这本书里鲁宾所写的美国中情局是怎么做的?他们首选奥威尔等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本身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取得较高的成就,他们被包装,让不同国家的杂志都登他们的文章,扩大他们的影响。其实,奥威尔他们的文章与美国的主流价值未必完全一致,但经过这样的宣传,这些人会改变对美国的印象。至少在感情上会倾向它。这样美国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自身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所以我觉得要在世界各国扩大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很艰巨很细致甚至还是长期的工作,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粗鄙地、狂轰乱炸地去做。你看美国中情局是怎样做的工作,当要包装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让他在不同语言的杂志上同时出现;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很聪明的做法,要让这个作家有名,先把他的文章组织翻译好,然后把他和其他一些大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呈现,提高了这些作家的地位。集中精力推荐几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比不分青红皂白地倾销一大堆废品效果要好得多。
记者:这本书里举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例子。总部设在欧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把他和托马斯·曼放在一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各种期刊上,让他的作品以富有影响力的方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陈思和:其实胡安·鲁尔福本来就是一个极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受重视。他们这种做法仅仅是一种技术。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选择真正有价值的、国外读者可能接受的作家去包装。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会引起误解的例子,像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这样一批在国家获过各种文学奖项,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当代作家,还有像严歌苓、虹影这样一批自身在国外已经有重要影响的作家,甚至是台湾到国外定居的优秀作家,像白先勇,这些作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世界上能够接受的文学形象,不管他的小说是否符合我们政府的主流价值,都应该把他们创作在国外的成功,视为一种与世界发生影响的契机。我们就应该珍惜这样一些已有的成就。因为,这些作家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正面影响越大,西方读者认同他们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国外的形象越正面影响越大。
记者:这可能会招致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批评。从莫言获奖后获得的反响看,在一片喝彩声中,批评莫言,反倒越是显出批评者不屈从于主流话语的批评的理性和正义。但不管怎样批评,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共识:莫言获奖本身,是他自身创作实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力提升的一个例证。
陈思和:应该说,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国际影响确实也会越来越大。人们会关心中国的经济政治,但文化上的影响怎么样?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但给世界各国的印象就是一个土豪金,买奢侈品,还有大妈跳街舞什么的,给人一种为所欲为的土豪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相比之下,有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什么有影响的奖项,不会被人当成是负面影响,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闹出来的。我觉得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文学上的影响需要慢慢积累,一个中国作家在外面得奖了,又有一个中国作家在外面有名了,再有一部电影受到关注了,等等等等,这都是非物质的文化财富,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自己国家也有名了,中国文化正面的形象也就慢慢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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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现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中国作家的印迹。这会否是作者的疏忽,或者说中国文学在冷战时期的确没什么话语权?
陈思和:那时候的中国在政治上还是一面倒。属于苏联阵营的成员。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书中写到了美国对非洲作家的选择和扶植?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慢慢崛起的,冷战时期一方面反对和遏制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取代欧洲(主要是英法国家)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地位。非洲国家当时处在反帝反殖的高潮,是反对英国、法国殖民主义的,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把这些非洲国家视为敌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黑人都是从非洲过去的,血缘上美国与非洲有亲戚关系。所以,美国中情局资助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也选择了非洲国家,在那里渗透自己的影响。比如非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你看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他是由美国一手包装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到底是否准确我无法判断。
非洲还有很多优秀作家,非洲以外的国家是不知道的。我曾经问过严歌苓,她丈夫是外交官么,她在非洲住了好几年。那时候,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约严歌苓写作有关非洲的小说。我就问她了,索因卡这样的作家在非洲是不是特别有名?严歌苓说,非洲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家,国际上都不知道。非洲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要让文学得到有效的传播,就得通过广播剧的形式,因为广播剧是很多人都可以听,而且能听懂的,所以非洲最优秀的作家,很多都是写广播剧的,也就是相当于讲故事的。这些讲故事的人,欧洲大陆是不知道不认识的。这本书里面就讲,美国怎样把一些非洲作家推到了西方世界的上流社会。它是怎么推的呢?比如把一个非洲作家跟托马斯·曼放在一起,慢慢人家就只认这个作家了,这个作家就是非洲的代表了,要是考虑给非洲作家诺贝尔奖,那就给了这个作家了。
记者:如果是放到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陈思和:我们有很多作家,西方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从向国外推销中国文化的意义上着眼,这个也就不重要了。中国有十多亿人,如果一个作家做到十多亿中的多数老百姓都知道,就已经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了。虽然欧洲人非洲人不一定知道他,但影响到中国人,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话题就涉及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人文主义、领土和问题技巧》一节,其中讲到了德国作家奥尔巴赫,他写了一部《模仿论》,我为之特意到书店去买了一本中译本,但还没来得及仔细读。奥尔巴赫把世界上各国文学作品拿来比较,最终说明世界各地的文学是不一样的,多元的,存在差异的。我曾经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过一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观点。什么是世界性因素呢?这就得说到比较文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所谓比较文学,最初考察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学,无论是在写作技法上,还是在思想观点上,怎么影响了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学?这个影响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需要做精心考证的。又比如,那些译本是怎么传过去的?那里的人又是怎么接受的?
记者: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缺乏的。即使有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多半失之于笼统和机械。比较文学研究,既然是做比较研究,就不该是单向的,而该是对等的、双向的。以此看,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反过来研究,鲁迅或巴金,具体影响了哪些外国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实事求是地讲,比较文学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过“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最早的比较文学理论核心(所谓法国学派),强调世界各国的现代文明都是由欧洲发散出去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是落后的。所以最初的比较文学就特别关注法国、英国文学怎么影响了俄罗斯等等。欧洲中心主义的整体思维框架就是西方把文明传递给了东方,好像以前东方世界都是野蛮的、没有文明一样。当然,“欧洲中心主义”后来受到质疑,虽然受到质疑,但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宣告“欧洲中心主义”死亡。
我曾经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过一个看法,即中国的比较文学需要有比欧洲中心主义更加普世的思想理论,也不是要跟在欧美国家的学者后面学他们的理论观点。我前面提到过“世界性因素”,所谓“世界性”主要强调要有一个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我讲过“世界性因素”的问题,就是中国要不要依靠欧洲先进国家的认可来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不需要。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十多亿人口不属于世界?那这个世界一定是不完整的。当我们讲世界文学的时候,中国文学本来就被包含在里面,这个问题在郑振铎编撰世界文学大纲时代就解决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只是说莫言被西方社会认可,不能说被“世界”认可。而且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定义,有很强的倾向性。你到非洲去,人家没有说走向“世界”,只有你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在那里得奖了,才是走向“世界”。反过来,比如说,如果我们给美国人一个奖,一个电影的大奖,他不会说美国终于走向世界了,最多是说被中国人接受了。
记者:说得特别好。我也听一些专家、学者发表过相同的意见,他们也认为,中国就在世界上,又何需“走向世界”?回到你说的比较文学,我们在做研究时,是不是也要有意识地把中国放进去,并且要强化这样一种意识?
陈思和:是啊。实际上,我们作家写的任何一个作品,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其实都是世界的。当然,对待各种问题,中国人的理解方法可能跟西方人不一样,比较文学应该考虑的各个国家间存在的差异,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人不能否认中国本身有其庞大的市场,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即便不被西方承认,也不能说中国的因素就不是世界的,中国的很多原创性的文化艺术,总是在“世界”产生影响,因为它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自信。打个比方吧,中国有很好的作家,但因为文学语言有很强的地方性,比如贾平凹,他一口陕西方言,外国人读起来难懂,他的小说很难翻译成西方文字。但这不说明贾平凹的作品就不是世界性的。只是贾平凹的艺术世界中,有独特的表现中国农村乡土的方法,他的这种文学表现在传播上,因为文体的特殊性更有难度,但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能被忽视的,也许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贾平凹作品更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这本书确实引起我很多的思考。当然,鲁宾在写法上有点问题,有点虚张声势。本来很正常的问题,给它一写,就显得有点不正常了。
记者:仔细想想,“走向世界”的理念,何以如此影响深远?未尝没有“世界”的形象和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社会包装和塑造出来的缘由。
陈思和: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实行文化软着陆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学在对外传播上有一个大问题,语言问题。欧洲各国语言很相似,相互容易理解。但要把中国的文字翻译好,确实不容易。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外国人会关心中国发生什么事了。可能他不了解中国,到中国来旅游,也只能让他们对中国有表面的理解,那么,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电影,中国文学。通过这些媒介来理解中国。所以我们不必太在意,外国人看的这个电影有没有在利用我们?在诬蔑我们?这种冷战思维要不得。你要这样想,中国的电影作品在国外放映受到欢迎,这本身就是代表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而影响本身就是复杂的,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去衡量。读了这本《帝国权威的档案》,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文化文学大于政治的意义,但我的想法与鲁宾要表达的意图恰恰相反,我觉得不要担心文化的背景后面有没有政治,因为政治过段时间就过去了,比如苏联解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斯大林也没有了,冷战也没有了,这样的政治阶段就成为历史了。但冷战留下来的东西还有没有生命力,就要看文学本身的力量了。
转自《文学报》2014年11月13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影响大作家的10部短篇小说
一、莫言:独特的声音
《灯塔看守人》(显克微支)
《南方高速公路》(科尔塔萨尔)
《死者》(乔伊斯)
《普鲁斯军官》(劳伦斯)
《巨翅老人》(马尔克斯)
《公道》(福克纳)
《白净草原》(屠格涅夫)
《乡村医生》(卡夫卡)
《桑孩儿》(水上勉)
《铸剑》(鲁迅)
让一个拥有二十年文学阅读经验的人选出他喜欢的十篇短篇小说,是一项轻松愉快的工作,但让他讲出为什么选了这十篇小说的理由,却既不轻松也不愉快,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想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作家成熟后的产物。阅读这样一篇短篇小说,可以感受到这个作家的独特性。就像通过一个细小的锁孔可以看到整个的房间,就像提取一个绵羊身体上的细胞,可以克隆出一头绵羊。我想一个作家的成熟,应该是指一个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所谓的风格,应该是一个作家具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不混淆于他人的叙述腔调。这个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这种氛围或者像烟熏火燎的小酒馆,或者像烛光闪烁的咖啡屋,或者像吵吵嚷嚷的四川茶馆,或者像音乐缭绕的五星级饭店,或者像一条高速公路,像一个马车店,像一艘江轮,像一个候车室,像一个桑那浴室……总之是应该与众不同。即使让两个成熟作家讲述同一个故事,营造出的氛围也决不会相同。而我认为所谓作家的成熟,不是说他从此之后就无变化,也不是指他已经发表了很多的作品。有的人一开始就成熟了,有的人则像老酒一样渐渐成熟,有的人则永远也不会成熟,哪怕他写了一千本书。
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对大多数读者和作者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任何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都是片面的,它更多的是理论的自我满足作家的自我立论更是情绪化的产物,往往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但小说的确存在着好坏之分,这是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我的选择也基本上是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我能谈的也就是回忆当初阅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
第一次从家兄的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的《铸剑》时,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读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徕。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人宴之敖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撅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王,还有那个蒸气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我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师傅拉风箱当学徒时,看到钢铁在炉火中由红变白、由白变青,就联想到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后来我到公社屠宰组里当小伙计,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的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一旦进入了这种联想,我就感到现实生活离我很远,我在我想像出的黑衣人的歌唱声中忘乎所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大声歌唱: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前面是鲁迅的原文,后边是我的创造——呜里哇啦嘻里吗呼。我的这种歌唱大人们理解不了,但孩子们理解得很好,他们跟着我一块歌唱,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这歌唱。在满天星斗的深夜里,村子里的某个角落里突然响起一声长调,宛若狼嗥,然后就此伏彼起,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长大之后,重读过多少次《铸剑》已经记不清了,但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渐渐地我将黑衣人与鲁迅混为一体,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我知道我成不了眉间尺,因为我是个怕死的懦夫,不可能像眉间尺那样因为黑衣人的一言之诺就将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如果有条件,我倒很容易成为那个腐化堕落的国王。
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是我在某训练大队担任政治教员时读到的,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写小说,已经不满足于读一个故事,而是要学习人家的“语言”。本篇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我熟读到能够背诵的程度,而且在我的早期的几篇“军旅小说”中大段地摹写过。接受了我的稿子的编辑,误以为我在海岛上当过兵或者是一个渔家儿郎。当然我没有笨到照抄的程度,我通过阅读这篇小说认识到,应该把海洋当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写,然后又翻阅了大量的有关海洋的书籍,就坐在山沟里写起了海洋小说。我把台风写得活灵活现,术语运用熟练,把外行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我读了显克微支的长篇《十字军骑土》,感觉到就像遇到多年前的密友一样亲切,因为他的近乎顽固的宗教感情和他的爱国激情是一以贯之,在长篇里,在短篇里。这个短篇的创作时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如今读起来,依然感觉不到它的过时。这是一个精心构思的故事,充满了浪漫精神,仔细推敲起来,能够感觉到小说中心情节的虚假,但浪漫主义总是偏爱戏剧性的情节。
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与我的早期小说《售棉大路》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我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外国文学》月刊上读到了它。刊物是一个学员订的,我利用暂时负责收发报刊的便利,截留下来,先睹为快。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用了三个通宵,将它抄在一个硬皮本上。在此之前,我阅读的大多是古典作家,这个拉美大陆颇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充溢着现代精神的力作,使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阅读它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已,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接下来我就模拟着它的腔调写了《售棉大路》。这次摹仿,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意义重大,它使我明白了,找到叙述的腔调,就像乐师演奏前的定弦一样重要,腔调找到之后,小说就是流出来的,找不到腔调,小说只能是挤出来的。
乔伊斯的《死者》是经典名篇,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文如(公道》巧妙。他用一个孩子的口气讲述了孩子听爷爷庄园的佣人山姆.法泽斯孩童时代从他的父亲的朋友赫尔曼.巴斯克特那里听来的关于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等人的故事,所谓的小说结构的“套盒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结构是福克纳历史观的产物。小说中关于爸爸与黑人斗鸡、与黑人比赛跳高的情节富有喜剧性而又深刻无比,就像刻画人物性格的雕刀。
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是一篇优美的儿童小说,我只读过一遍,而且是在二十多年前,但那堆簧火、那群讲鬼故事的孩子、那些令人毛骨惊然的鬼故事、那些不时将脑袋伸到明亮的舞火前吃草的牲
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至于他是否用自己的写作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那我就不知道了。
《桑孩儿》的作者水上勉小时曾经出家当过和尚,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南无阿弥陀佛”。这篇小说里也出现了好几次“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个凄惨无比的故事,但水上勉的叙述清新委婉。这故事让我来讲那就不得了了,肯定要大洒狗血。《桑孩儿》的结构有点像福克纳的《公道》。我选择它的原因一是因为这篇小说里有一种大宗教的超然精神,二是因为它作为一篇乡村风俗小说非常成功。作为一个读者,我说得也许还不够;但作为一个“选者”,我说得已经太多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
选自《锁孔里的房间——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
二、余华:温暖的旅程
《青鱼》(杜克司奈斯)
《在流放地》(卡夫卡)
《伊豆的歌女》(川端康成)
《南方》(博尔赫斯)
《傻瓜吉姆佩尔》(辛格)
《孔乙己》(鲁迅)
《礼拜二午睡时刻》(马尔克斯)
《河的第三条岸》(罗萨)
《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
《鸟》(布鲁诺-舒尔茨)
我经常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名字放在一起,并不是他们应该在一起,而是出于我个人的习惯。我难以忘记1980年冬天最初读到《伊豆的歌女》时的情景,当时我20岁,我是在浙江宁波靠近甬江的一间昏的公寓里与川端康成相遇。五年之后,也是在冬天,也是在水边,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我读到了卡夫卡。谢天谢地,我没有同时读到他们。当时我年轻无知,如果文学风格上的对抗过于激烈,会使我的阅读不知所措和难以承受。在我看来,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卡夫卡叙述中的切割扩大了这样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我们的文学接受了这样两份绝然不同的遗嘱,同时也暗示了文学的广阔有时候也存在于某些隐藏的一致性之中。
我曾经迷恋于川端康成的描述,那些用纤维连接起来的细部,我说的就是他描述细部的方式,他叙述的目光无微不至,几乎抵达了事物的每一条纹路,同时又像是没有抵达,我曾经认为这若即若离的描述是属于感受的方式。川端康成喜欢用目光和内心的波动去抚摸事物,他很少用手去抚摸,因此当他不断地展示细部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地隐藏着什么,被隐藏的总是更加令人着迷。它会使阅读走向不可接近的状态,因为后面有着一个神奇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可以无限扩大,也可以随时缩小。为什么我们在阅读之后会掩卷沉思?这是因为我们需要走进那个神奇的空间,并且继续行走。这样的品质也在卡夫卡和马尔克斯,以及其他更多的作家那里出现,这也是我喜爱《礼拜二午睡时刻》的一个原因。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无可争议的大师,而且生前就已获此殊荣。《百年孤独》塑造了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的偶像,一个对想象力尽情挥霍的偶像,其实马尔克斯在叙述里隐藏着小心翼翼的克制,正是这两者间激烈的对抗,造就了伟大的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所展示的就是作家克制的才华,这是一个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的故事,因此也是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可能写下的故事。
为什么神甫都会在一个普通母亲面前不安?为什么枯萎的鲜花会令我们战栗?马尔克斯留下的疑问十分清晰,疑问后面的答案也是同样的清晰,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感受还远远不够。
卡夫卡的作品,我选择了《在流放地》。这是一个使人震惊的故事,一个被遗弃的军官和一架被遗弃的杀人机器。两者间的关系有点象是变了质的爱情,或者说他们的历史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少了任何一个都令两人同时失去。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这位思维变幻莫测的作家,这位让读者惊恐不安和难以预测的作家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他是如何用叙述之砖堆砌了荒诞的大厦?《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它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造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
布鲁诺?舒尔茨的《鸟》和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也是同样如此。《鸟》之外我还选择了舒尔茨另外两部短篇小说,《蟑螂》和《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我认为只有这样,在《鸟》中出现的父亲的形象才有可能完整起来。我们可将它们视为一部作品中的三个章节,况且它们的篇幅都是十分简短。舒尔茨赋予的这个“父亲”,差不多是我们文学中最为灵活的形象。他在拥有了人的形象之外,还拥有了鸟、蟑螂和幸福蟹的形象,而且他在不断地死去之后,还能够不断地回来。这是一个空旷的父亲,他既没有人的边界,也没有动物的边界,仿佛幽灵似的飘荡着,只要他依附其上,任何东西都会散发出生命的欲望。
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在《河的第三条岸》也塑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而且也同样是一个脱离了父亲概念的形象,不过他没有去和动物结合,他只是在自己的形象里越走越远,最后走出了人的疆域,有趣的是这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永不上岸的父亲,使罗萨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永不结束的故事。这位巴西作家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没有丝毫离奇之处,似乎是一个和日常生活一样起初的故事,可是它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它给予读者的震撼是因为它将读者引向了深不可测的心灵的夜空,或者说将读者引向了河的第三条岸。
在卡夫卡和舒尔茨之后,辛格是我选择的第三位来自犹太民族的作家。与前两位作家类似,辛格笔下的人物总是难以摆脱流浪的命运,这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同的是,卡夫卡和舒尔茨笔下的人物是在内心的深渊里流浪,辛格的人物则是行走在现实之路上。这也是为什么辛格的人物充满了尘土飞扬的气息,而卡夫卡和舒尔茨的人物一尘不染,因为后者生活在想象的深处。然而,他们都是迷途的羔羊。《傻瓜吉姆佩尔》是一部震撼灵魂的杰作,吉姆佩尔的一生在短短的几千字的篇幅里得到了几乎是全部的展现,就像写下了浪尖就是写下整个大海一样,辛格的叙述虽然只是让吉姆佩尔人生的几个片段闪闪发亮,然而他全部的人生也因此被照亮了。这是一个比白纸还要洁白的灵魂,他的名字因为和傻瓜紧密相连,他的命运也就书写了一部受骗和被欺压的历史。
据我所知,鲁迅和博尔赫斯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后者则像是河流陷入了进去,这两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夜晚,前者是战士,后者是梦想家。这里选择的《孔乙己》和《南方》都是叙述上惜墨如金的典范,都是文学中精瘦如骨的形象。在《孔乙己》里,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文学叙述中的绝唱。“猛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战栗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鲁迅的理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与作为战士的鲁迅不同,作为梦想家的博尔赫斯似乎深陷于不可知的浪漫之中,他那简洁明快的叙述里,其实弥漫着理性的茫然,而且他时常热衷于这样的迷茫,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头脑清楚,可是命运模糊。
鲁迅的孔乙己仿佛是记忆凝聚之后来到了现实之中,而《南方》中的胡安?达尔曼则是一个努力返回记忆的人,叙述方向的不同命名使这两个人物获得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孔乙己是现实的和可触摸的,胡安?达尔曼则是神秘和难以把握的。前者从记忆出发,来到现实;后者却从现实出发,回到记忆之中。鲁迅和博尔赫斯似乎都怀疑岁月会抚平伤疼,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只会在自己的厄运里越走越远,最后他们殊途同归,消失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命运。
拉克司奈斯的《青鱼》和克莱恩的《海上扁舟》是我最初阅读的记录,它们记录了我最初来到文学身旁时的忐忑不安,也记录了我当时的激动和失眠。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如果没有拉克司奈斯和克莱恩的这两部作品,还有川端康成的《伊豆的歌女》,我想,我也许不会步入文学之门。就像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伯格曼的《野草莓》后,才知道什么叫电影一样,《青鱼》和《海上扁舟》在二十年前就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文学。直到现在,我仍然热爱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曾使我情窦初开,而是它们让我知道了文学的持久和浩瀚。
这差不多是我二十年来阅读文学的经历,当然还有更多的作品这里没有提及。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余华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选自《温暖的旅程——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
三、王朔:他们曾使我空虚
《莺莺传》(元稹)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冯梦龙)
《驿站长》(普希金)
《献给爱丝美的故事》(塞林格)
《忧国》(三岛由纪夫)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毛姆)
《刎颈之交》(欧-亨利)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博尔赫斯)
《采薇》(鲁迅)
《他们不是你丈夫》(雷蒙德·卡佛)
基本上,当我空虚的时候,想要加倍空虚,我就读小说。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惟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抚摸的愿望,不跟人在一起也不惊慌。我的情感发育是通过小说完成的,那使我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在一个个瞬间超越了平凡的生活。总的来说,我读小说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寻找教义,获得人生哲理指南什么的;正相反,是为了使自己更悲观。美好的东西在小说中往往被轻易毁灭,看得多了,便也怀疑现实。日常生活很平淡,心碎的体验一般来自阅读,习惯了,也觉得是难得的享受,又安全,进而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情绪,尤其见不得那些宏大辉煌标榜胜利成功的叙事,觉得大都是胡扯,自欺欺人,哪个人不是拼命挣扎,谁要你来激励?我不想变成畜生,很大程度上要靠优美小说保护我的人性,使我在衣食无忧一帆风顾中也有机会心情暗淡,绝望,眼泪汪汪,一想起自己就觉得比别人善良,敏感,多情以及深沉。很多时候,我还以为从小说中能发现人生的真相。这就是我的阅读趣味,从小说中汲取堕落的勇气和抗拒生活的力量。话说得有点大,似乎又拿小说当先生当武器了,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密友,需要了,找人家聊聊,不需要了,也很久想不起来打个电话。
这里选的十个短篇小说都是曾令我有所感的。识者可以看出我的偏好,也无非是殇情和调侃两类。
《莺莺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驿站长》、《献给爱斯美的故事》、《忧国》可算殇情,《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颈刎之交》、《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采薇》、《他们不是你丈夫》大都是调侃,卡佛略微正经一点,博尔赫斯玩得比较深。
《莺莺传》我读的比较早,大约是十岁左右,这是我父亲书架上的一本唐传奇选本中的一篇,文言文,没怎么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稍后看的,正值青春期,听说“三言二拍”中很多淫秽描写,当色情读物跳着看的,因此,两个小说都给误读了。到这次选编前,我都当这两篇小说是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两位小姐勇敢追求爱情,反封建什么的,尤其是白小姐,妖精之身,其执着不改初衷直令人类汗颜。我鼓捣电影的时候还想把这故事拍成现代城市版,情色暴力都有了批判性也挺强,也曾大发过感概:我们的古人那时就对人性看得如此深刻,观念很前卫呢。这次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种种美丽全是后来戏曲《白蛇传》的溢美。原小说中白娘子动辄“圆睁怪眼”,与许宣的情分也不过是见面就办事儿,“放出迷人声态——喜得许宣如遇神仙”。非但如此,还是一小偷,送许宣的银子都是偷国库和别人家的,连累得许小乙一出门就吃官司。这样一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作者何曾在她身上寄托过什么美好理想,只当她是妖,法海把她收了,也就如同警察关起来一个女流氓,大家松一口气。变成四大爱情传说之一,起名白素贞,倒叫人怀疑这一居心不在宣传自由恋爱,还是教妇女守节。
《莺莺传》更是无耻,那唐朝诗人玩弄完妇女,还胡说些好男儿当不被美色所诱,进的去出的来,不堕凌云志的便宜话。这厮倒也不全说谎,也承认四个字:始乱终弃。由此可见,唐朝的文人流氓还算老实,基本事实还认账。再后世的文人连这样的老实话都不讲了,胡扯些反封建之类大道理倒也罢了,只是不该把男人美化成痴情种子,《西厢记》文辞的确很美,只怕莺莺看了要落泪。
《驿站长》既甜蜜又伤感,意境近于今天的流行歌曲,正适合青春期少年阅读。当年这小说以及一批同类俄国伤感小说奠定了我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信仰遭遗弃被背叛的情感,能够被自己所爱的人伤害觉得很幸福呢,独自一人郁郁寡欢,死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很牛啊!《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正如副标题“——怀着爱和凄楚”。读的时候我也刚从部队复员,也没打过仗,也没崩溃过,精神清醒正常得自己都腻歪,但不知为什么感到委屈,受了亏待,想得到安慰,情感脆弱得一塌糊涂,读的时候没感觉,三个月后冷丁想起,大受感动,要不是这情绪来得太突然,眼睛没准备,来不及反应,也就哭了。那是一股柔情啊,像冷天看见一支烛光,心灵受到温暖也就够了。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男孩的谜语:墙和墙说什么——在拐弯那儿碰头。
三岛由纪夫的《忧国》比较特别,这小说是我去年才看的。这个作家早就知道,当年他切腹自杀时我们这里的报纸还批判过他。一直也—认为此人是个狂热分子,生活方式超过文学成就。承蒙作家出版社惠赠一套“三岛系列”,才开始认真读他。这人的华丽文风给我很深印象,现在我也不能说喜欢他,这人是不可以亲近的。《忧国》可说是作者用文字演习了—遍切腹的过程,感官刺激极为强烈,使人既厌恶又情不自禁受到吸引,可以把文字变得像鲜血一样触目惊心也是登峰造极的能力了吧。我们这里也有像他那样壮怀激烈的人,文字水平在三岛之上,只是这种事不能光说说就完的,要当那样的人,也要去做,那才叫人无话可说。别人可以夸夸其谈,你不可以!信仰,是要喝血的,真正有信仰的人用不着拿别人的血去喂。
调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风格,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这一点了。欧?亨利就不必多说了,这老先生是专门幽默的,小说连起来也可拍很长的情景喜剧。《刎颈之交》相当于咱们这儿的“两肋插刀”,都说的是男人间的一种神话,我叫“流氓假仗义”。其实你早该发现调侃的绝好对象是什么,都是那吹得很大的东西。
毛姆的《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我是在一本侦探小说集里看到的,也不能算严格的侦探小说,还是写人,活画了一个狂妄的杀手嘴脸。我是狂热喜欢英国作家写的侦探小说,他们用词极其讲究,翻译过来也很精当,几乎无一例外地喜欢调侃,以至荒诞,那种冷酷的笔法常使我感到,英国人谁也不喜欢,包括他们自己。
鲁迅,谁都知道那是我们的愤怒大师,关于他,每个中国人都乐意把他说成是自己一伙的,我就别跟大伙抢他了。我想饶一点舌的是,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可为现如今影视古装戏编创人员所借鉴,既不是完全戏说的,又不是顶礼膜拜的,将光辉人物伟大历史事件放到日常生活中——那就真相毕露且妙趣横生了。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同样是直指重大历史问题的若干结论的。这问题大约是太重大了,已容不下任何文字的风趣,仅仅提出商榷,态度就很不严肃,很调佩了。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小说,更像是抄资料,但其骇人听闻令读者手脚冰凉足可与最好的惊险小说一比。初读之下,我只有一个反应:太反动了!那可真是把我们的很多观念颠倒了一个儿。
卡佛这个《他们不是你丈夫》是一充数的,与上四人比,不值一提。就是那种很佳构很典型的短篇小说,丝丝入扣写一日常心理,滴水不漏,看完也觉得好,仅此而已,谁都能写,归入调侃比较勉强。
好小说实在是太多了,任何选本的企图都是对整个文学成就的不敬。就拿这十篇小说当一个最低标准吧,我们后人超不过他们也就不要再写了。
选自《他们曾是我空虚——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
四、苏童:短篇小说,一些元素
《威克菲尔德》(霍桑)
《万卡》(契诃夫)
《羊脂球》(莫泊桑)
《傻瓜金佩尔》(辛格)
《纪念艾米莉的一朵玫瑰》(福克纳)
《阿拉比》(乔伊斯)
《第三者》(博尔赫斯)
《鸿鸾禧》(张爱玲)
《圣诞节忆旧》(卡波特)
《马辔头》(卡佛)
谈及短篇小说,古今中外都有大师在此领域留下不朽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童话作家的原始动机是为孩子们上床入睡而写作,而短篇小说就像针对成年人的夜间故事,最好是在灯下读,最好是每天入睡前读一篇,玩味三五分钟,或者被感动,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怅怅然的,如有骨鲠在喉。如果读出这样的味道,说明这短暂的阅读时间没有浪费,培养这样的习惯使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多么好!
当然前提是有那么多好的短篇可以放在枕边。
首先让我谈谈读霍桑《威克菲尔德》的感受,我觉得它给我的震动不比《红字》弱小。一个离家出走到另一个街区的男人,每天还在暗中观察家人的生活,这样的人物设置本身已经让作品具备了不同凡响的意义。这个男人恐惧什么?这个男人在逃避什么?这个男人离家出走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一千米,但是我们作为读者会情不自禁地丈量他离社会的距离,离开伦理道德的距离,这就是《威克菲尔德》的鬼斧神工之处。一个离家出走几百米的男人因此比许多小说描写的飘洋过海的离家出走的人更加令人关注。而老奸巨滑的霍桑却不想摧毁什么,他让威克菲尔德最后又回到了家里:“失踪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一天傍晚,威克菲尔德习惯性地朝他仍称为家的地方信步走去。”霍桑让这个人物“晚上不声不响地踏进家门,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就这样,在发出一种尖厉的令人恐慌的怪叫声后,霍桑也善解人意地抚慰了我们不安的感官,也扶正了众多紧张的良心和摇晃的道德之树。
辛格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他的朴拙的小说观,他总是在“人物”上不惜力气,固执己见地种植老式犹太人的人物丛林,刻画人物有一种累死拉倒的农夫思想,因此辛格的人物通常是饱满得能让你闻到他们的体臭。《傻瓜吉姆佩尔》就是他最具标志性的人物文本。与辛格相此,我们更加熟悉的大师福克纳一直是在用人类写作历史上最极致的智慧和手段为人类本身树碑立传。《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被评论认为是吸收了哥特式小说的影响,哥特式小说与伟大的福克纳相比算老几呢?这是众多热爱福克纳先生的读者下意识的反应,但这不是福克纳本人的反应,他是不耻下问的。我们所读到的这朵“玫瑰”最终是经过圣手点化的,所以它阴郁、怪诞、充满死亡之气,却又处处超越了所谓“艺术氛围”,让人们急于探究爱米丽小姐的内心世界。她的内心世界就像她居住的破败宅第,终有一扇尘封之门,福克纳要为我们推开的是两扇门,推开内心之门更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我们看见门被打开了,看到爱米丽小姐封闭四十年的房间,看见她的死去多年的情人的尸体躺在床上,看见枕头上的“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我们看见爱米丽小姐其实也躺在那里,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躺在那里,因为福克纳先生告诉我们那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女人之心。我们读到这里都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为了孤独。
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和文学大师们关注这样的现实。博尔赫斯的《第三者》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样布满圈套,这个故事简单而富于冲击力。《第三者》叙述的是相依为命的贫苦兄弟爱上同一个风尘女子的故事,所以我说它简单。但此篇的冲击在于结尾,为了免于不坚固的爱情对坚固的兄弟之情的破坏,哥哥的选择是彻底摆脱爱情,守住亲情,他动手结果了女人的生命。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就是这种疯狂和理性,它有时候成为统一的岩浆喷发出来,你怎能不感到震惊?令人发指的暴行竟然顺理成章,成为兄弟最好的出路!我想博尔赫斯之所以让暴力也成为他优雅精致的作品中的元素,是因为最优秀的作家无需回避什么,因为他从不宣扬什么,他所关心的仍然只是人的困境,种种的孤独和种种艰难却又无效的自救方法,也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细节。
沉重的命题永远是我们精神上需要的咖啡,但我也钟爱一些没说什么却令人感动令人难忘的作品。就像乔伊斯的《阿拉比》,这是《都柏林人》中的一篇。写的是一个混沌初开的少年的感情世界,也许涉及了少年的初恋,也许什么也不涉及。少年手里抓着一枚银币,夜里独自一人坐火车去远处的阿拉伯风格集市,他原先想买什么的,原先大概是准备送给“曼根的姐姐”什么的,但他辛辛苦苦到了集市,却什么也没买,而集市也已经熄灯了。这就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你可以作出种种揣摩,对作家的意图作出深层次的理解,但我想对这样的作品,想象的补充是更加有趣的。想象一个少年夜里独自坐在火车上,想象他独自站在已经打烊的集市中的心情,回忆一下,你在那个年龄有没有类似的一次夜游,这也许更贴近了作家的本意。这也是对短篇小说的一种读解方法。同样的方法应该也适用于卡波特的《圣诞节忆旧》。严格地说这不像一篇虚构的小说,它很像一次无所用心的回忆,回忆作家幼年与一个善良而孩子气的老妇人苦中作乐过圣诞节的琐事。正因为无所用心而使叙述明亮朴素,所有悲伤全部凝结成宝石,在我们面前闪闪发亮。尤其是写到老妇人之死,作家是这样写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了,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应该说《圣诞节忆旧》不是一篇很著名的小说,但我确信读者会被这么一种散淡而诚挚的作品所感动,并且终生难忘。
我之所以喜爱雷蒙·卡佛,完全是因为佩服他对现代普通人生活不凡的洞察力和平等细腻的观察态度,也因为他的同情心与文风一样毫不矫饰。这篇《马辔头》里的农场主霍利茨是卡佛最善于描写的底层人物,破产以后举家迁徙,却无法在新的地方获得新的生活,最后仍然是离开,去了更陌生的地方。这个失意的不走运的家庭人搬走了,却留下了一只马辔头,让邻居们无法忘记他们的存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只马辔头散发的悲凉的气息。卡佛不是泛泛的“简单派”,因为他的节制大多是四两拨千斤,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他用一根粗壮的手指,轻轻地指着我们大家的灵魂,那些褶皱,那些挫伤,那些暧昧不清的地方,平静安详就这样产生了力量。
我并不认为张爱玲是在国产短篇小说创作中惟一青史留名者。我推崇《鸿鸾禧》,是因为这篇作品极具中国文学的腔调,是我们广大的中国读者熟悉的传统文学样板,简约的白话,处处精妙挑剔,一个比喻,都像李白吟诗一般煞费苦心,所以说传统中国小说是要从小功夫中见大功夫的,其实也要经过苦吟才得一部精品。就像此篇中两个待字闺中的小姑子二乔和四美,她们为哥嫂的婚礼精心挑选行头,但张爱玲说,虽然各人都认为在婚礼中是最吃重的角色,但“对于二乔和四美,(新娘子)玉清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她们则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预告”。张爱玲小说最厉害的就是这样那样聪明机智的比喻,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因此它总是显得微妙而精彩,读起来与上述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是不同的,这也是我推崇《鸿鸾禧》最充分的理由。
选自《枕边的辉煌——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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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亚: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
看到这个题目,相信大多数人会一片茫然。这并不奇怪,少年成名的张秀亚,1948年因为失婚而愁肠百结无以自拔,她拖着一双年幼儿女,离开北京南下台湾,从此也就从大陆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了。其实,远赴台湾的张秀亚凭借空间的距离和自己的坚强几年后从失婚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她把一双儿女抚养成人,并且佳作纷呈,成就卓然,深刻影响台湾文学达数十年,被称为“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
张秀亚(1919-2001),笔名陈蓝、亚蓝、心井等,河北沧县(今黄骅市)北毕孟村人。张家是当地望族,父亲张里鹏曾任邯郸县长,后因不满官场黑暗告病还乡;母亲陈芹来自浙江,是一位大家闺秀,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张秀亚自幼聪慧,加之母亲循循善诱,很早就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华。她1925年随父母移居天津,1928年,年仅9岁“就在《益世报·儿童周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月夜》、《雨天》、《我的家庭》”等。(《张秀亚沦陷时期作品浅析》,侯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1期)1935年前后,张秀亚迎来自己第一个创作喷发期,先后在《大公报·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国闻周报》等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篇作品,并由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大龙河畔》。张秀亚的出众才华受到柳无忌、凌叔华、沈从文诸位文学前辈的嘉许,特别是1936年,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将张秀亚作为文学新人隆重推出,更使她备受瞩目,赢得“北方最年轻作家”的美誉。
1938年,张秀亚以国文科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第二年转入西语系,毕业后留任该校历史所史学组教职。张秀亚读大学期间,英氏家族第二代名人、辅仁大学文学教授英千里非常赏识张秀亚的才华,对她关怀备至。四年大学学习,让张秀亚视野开阔,学识大增,创作也更上一层楼。1940年张秀亚在《辅仁文苑》发表五百行长诗《水上琴声》,“失了轨道的/孤零一行星,/自天空/无声/无声的落殒/它落殒自情感的天空,/遂自梦中划过了一颗/曳著光尾的珍珠色殒星,/殒星自希望的蓝空划过,/寂寞的落到寂寞的山前,/山前失去了紫薇花微笑,/寂寞,寂寞的少人行……”,全诗形体优美,风格秀逸,迅速轰动北京的大学校园,为沦陷的古都投射进一抹亮色。后来,张秀亚皈依天主教并创作出版了宗教题材的中篇小说《皈依》、《幸福的源泉》,展现了她纯真、唯美的品性和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强对北京高校控制,辅仁校园一片恐怖,张秀亚愤而离京,辗转至抗战大后方重庆,担任《益世报·语林》编辑。在重庆,张秀亚同于犁伯相爱并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的婚姻开始还算幸福,但两人关系很快出现紧张。为了挽救婚姻,张秀亚忍痛放弃写作,一心操持家务,但于事无补。1946年,张秀亚返回北京辅仁大学任教。1948年,备受折磨、痛苦不堪的张秀亚带着4岁的儿子金山和2岁的女儿德兰离开北京去了台湾。
在台湾,张秀亚先后担任台中静宜英专、台北辅大、研究所教授,一边抚养一双儿女,一边重拾笔墨进行文学创作。她以散文为主,兼写小说、诗歌,并从事评论、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三色堇》、《北窗下》、《湖水·秋灯》、《寻梦草》《水上琴声》、《圣女之歌》等散文、小说、诗歌、译著达七十余部,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张秀亚晚年为关节炎病痛所苦,1994年移居美国,在儿女照料下休养治疗。2001年6月因身体功能衰竭平静辞世,享年82岁。张秀亚一生著作等身,深受读者喜爱,颇得业界好评,先后获得台湾首届中山文艺创作奖、中国文艺协会终身成就奖、亚洲华文作家文艺会文学贡献奖、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文坛导师奖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堪称一代文学名家。
以1948年离开大陆为界,张秀亚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张秀亚的创作成长期。她最早以诗歌开启自己的文学之旅。如果抛开张秀亚9岁时发表在《益世报·儿童周刊》的几篇习作不论,她的处女作应该是1934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的短诗《夏天的晚上》。当时张秀亚只有15岁,而她的诗却显得相当老道,“星子在树梢,/闪动着闭了许久的明眸。/在去得远了的轻雷叹息声里,/一天灰云,/拂了拂衣袖,/随着凉风飞去。”当然,真正显示其诗歌才华的还要数她1940年刊发《辅仁文苑》的五百行长诗《水上琴声》。此诗音乐美与建筑美相得益彰,既秉承中国传统诗学的精髓,又可见西方文学的影响,有论者说,读这首诗“恍如置身于19 世纪的那个海岛国家,在听雪莱的《西风歌》,是那样的凄美;又好像在听华兹华斯的《两个四月的清晨》,是那样的苍茫”。(转自舒兰《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这个时期张秀亚还写了一些散文,不过,我个人以为,最能说明其创作成就的主要还是小说。
张秀亚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在大龙河畔》,包括13部短篇小说。1930年代早期,左翼思潮席卷中国,底层人民贫苦的生活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受其影响,张秀亚也用她生动的文字描写了她身边的不幸与眼泪。“一些苦难,像巨灵的掌一样,迎头向我扑来。一些人的叫喊,哭声,逐渐在我的耳边高亢起来,我睁开了眼,我看见我的邻人,我的朋友脸上刻画着被损害的纹路……我觉察出自己以往的错误,我明白那隐士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我冲出锁闭生活的圈子,企图硬朗的与实生活正面接触。掘发眼前悲惨一群心灵矿山里埋伏的悲苦,揭开他们灵魂的角隅,发现他们生活的阴暗面。”(张秀亚《在大龙河畔·自序》)作品集中同名小说《在大龙河畔》写一个失独老人的悲苦。这位靠说书为生的老人只有一个儿子李雅。李雅外出打工遭遇黑心窑主,干活不给工钱。他与窑主发生顶撞、冲突,窑主雇人把他打死了。说书先生一直不知道儿子已死,天天盼李雅回家,每到黄昏他都在村里边走边唱,“太阳沉落了,月光流遍了屋瓦。哎,李雅,天都黑了,怎么你还不回家?”黑发人被杀,白发人天天盼黑发人回家,非常沉重。《碾》写一个年迈的落魄秀才,一辈子认真做事,却穷困潦倒,老伴患病没钱医治,眼睁睁看着死去。他满心绝望,红着脸向“我”这个小孩子借钱,“我要打几斤白干喝一个痛快……买上两支烧鸡吃一吃……再买几斤肉……”小说在老人的呓语和狂笑中结束,留给读者沉痛的思索。《瞎眼睛》写一个不幸的农村女孩。她因为一只眼睛失明成了村中的丑八怪,到处受人欺侮。即使她的母亲也恶语相向辱骂她,“瞎眼睛!越来越懒了!”正因为有这些悲惨现实,1930年代才会催生出那么广泛的左翼思潮。《在大龙河畔》是张秀亚早期重要作品,表现了她对苦难现实的关注,对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后来,张秀亚对天主教发生浓烈兴趣,并于1941年受洗。长期研习天主教义,使张秀亚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深深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最显著的标志是她曾经创作两部宗教主题的小说《皈依》和《幸福的泉源》。在《皈依》中,华和珍是一对青梅竹马的伙伴,后来华离乡去一所天主教会大学读书,一去四年未归。见面时,华表示自己信奉了公教,而且把全身心献给了主。珍无法理解华的行为,又觉得华的气质令人景仰。后来,洪水中获救的经历让珍感受到主的光辉,从而也皈依了公教。《幸福的泉源》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天主教徒士琦十分喜爱文菁,却因为她是一位异教徒而止步。不过结局是美好的,文菁领洗,两人幸福牵手。两部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宗教生活的探索,只是从艺术的角度看,有些概念化倾向。
在辅大期间,张秀亚痛感日本侵略者的高压恐怖,景佩爱国志士,唾弃媚日者。后来她把这些写入自己的小说。《一个故事的索隐》塑造了一位英勇的抗战烈士形象。杜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她有一位非常爱恋自己的男友。日本侵略中国,她毅然投身抗战。为了打入日军内部,杜慈故意暴露自己身份让敌人抓入监狱。敌军队长铃木是杜慈的大学同学、暗恋者,她假意答应同铃木结婚,在举行婚礼的晚上,与抗日武装里应外合消灭了敌军,她自己也英勇牺牲。《动物园》写高压下一些中国人的奴才丑态。他们献媚侵略者,欺凌自己的同胞,“……这里不是学校,简直是动物园,有愚蠢的白熊在跳舞,狡黠的猴子在作戏,鸟兽不可与同群,我真得想方法离开这里……”爱国女青年文菁看不惯奴才们的丑态,毅然选择了离开。由于张秀亚当时主要生活在校园,并不熟悉抗战的生活,所以她这方面的创作不多。但是通过为数不多的作品,也可以看出张秀亚强烈的爱国情怀。
到台湾后,张秀亚还坚持小说创作,也写诗歌、评论,也搞翻译,每一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但是成就最大的是散文创作。在台湾,张秀亚先后出版《三色堇》、《牧羊女》、《凡妮的手册》、《北窗下》、《水仙辞》、《杏黄月》、《湖水·秋灯》等近30部散文集,有的散文集再版二十余次,可见张秀亚的散文深受读者喜爱。
台湾初期,张秀亚的散文以抒发自己失婚后苦闷的心情为主。“我在此也想模仿的说一句:‘牧羊女是我!’天寒袖薄,手执青枝,驱着字句的羊群,逐幻想的水草而居!”(张秀亚《牧羊女·前记》)张秀亚以赤真的文字和盘托出自己内心的忧伤,令人动容。“我好比是一支鸟儿,被人的箭镞所伤,我带着那未拔出来的血淋淋的箭,奄奄一息,半闭着眼睛,听到猎人们得意的欢笑声,他们的笑声,在我成了送终的葬曲。”(《或人的日记》)“多少天来,一腔抑郁无法排遣,外面是草脚乍生,风软如纱;屋里是一帐灯昏,药炉初沸……”(《迁居》)“日历撕到今天一页,我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日月失色。好容易心潮平静,打开今日的报纸,触目是一对对新夫妇喜气洋洋的结婚启事,我不知为自己悲,还是代他人喜。”(《雯娜的悲剧》)一段段真情而忧郁的文字传递出作者纯粹的心地和难以驱除的悲恸。她的悲恸并非因为不肯原谅对方,只因她曾经爱得太深,伤得太重。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欲望化氛围里阅读如此痴情的文字,仿佛来自天上,让人反思各自过往的粗疏与倦怠,看淡世间的名利与纷扰,珍重亲情、爱情,不加伤害于亲人,不留遗憾给自己。
张秀亚的散文还传达了中国女性身上伟大的毅力。近来有篇网文《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 》被疯传,所论是否属实且不议,中国的女性确实是世界上少有的伟大族群。张秀亚数十年的散文充分呈现了这一点。张秀亚对世界透着骨子里的悲观,“世事原非蔷薇色的,悲剧与别离,原只是一道间歇泉,在它暂停喷射的一刹那,我们误认为是平静,是幸福;但是瞬间那悲哀的泉水,又在淙淙的涌流了——”(《三色堇·苦奈树(代跋)》),她却并不因此随波逐流、苟且度日,“一个有生气的灵魂,总是向上挣扎的,如果我过去的生活是失败了,我愿与苦难再战斗一个回合。我的武器,是对正义、光明、爱与真理的信仰!”(《来时的道路》)面对苦难的人生,张秀亚总是以顽强的毅力去面对,在荒漠里创造奇迹、创造希望。“自从搬到这个房子来,我一直以为是跌进了沙漠中,阶上没有一点草青,窗外没有一丝花香。”(《种花记》)在这片“沙漠”里,作者开始了三色堇花的栽植。小小的三色堇从下种到破土发芽到含苞欲放,经历了骄阳、淫雨、火鸭诸种死亡威胁,它的重生、结苞直至未来可以想见的美丽绽放,是一曲生命毅力的赞歌。张秀亚的这曲赞歌是献给人类的,更是献给自己,献给女性的。“忧郁可说是一宗不幸,悲哀乃是人生的灾厄,但如果能自乱流激湍中,奋力泅泳到草色青青的彼岸,俯首默观波流荡漾,低吟着‘大江流日夜’,则万顷波涛,与岸上的我,中间已保持了一段诗意的距离,我得以尽情的欣赏,未始不是生命中特殊的享受。”(《牧羊女·前记》)张秀亚曾经沉陷失婚的雾霾里痛苦难当,凭借坚强的毅力与卓越的智慧,她最终走出失婚的阴影,迎来生命的静安与创作的突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充斥反共声音。张秀亚却坚守自己的文学之路,“我不预备写一些大题目,我只顾画出一粒细砂,一片花瓣,一点星光。只要是对人生有启示性的,我就觉得是值得抒写的。”(《北窗下》)这与她对世界的认知有关,张秀亚厌恶仇恨与纷争,她认为“自恃聪明的人类中,有一部分却是最愚蠢的,他们在心中挑起了仇恨,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伟大的艺术家,却在辛勤的努力着,希望他们的力量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足以摧毁那些隔障,那些藩篱”(《写作,写作》),所以她将自己的笔墨限定在细小的事物里,通过日常生活的书写表达自己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几朵小花,一片绿影,一丝阳光往往会带给我最大的快乐,我从来不企望什么过于奇妙高远的东西,我安于自己这份庸俗的生活,我只是希望达到一个音乐家所说的境界——崇高的庸俗。”(《北窗下·绿》)这成为她后半生文学写作的根本母题。1962年张秀亚散文集《北窗下》问世,深受读者喜爱,并获得首届中山文艺创作奖。集中充盈着作者对自然与童真的热爱。“长夜之后,我渴望黎明。我披衣起坐,屏息谛听黎明的脚步。……在温馨的微风里,我悄悄的说,‘我感谢,经过了漫漫的长夜我又醒来了,我感谢这笼罩着世界的晨光,感谢站在这晨光里的是我’”(《黎明》)微语中隐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但是,那已经十分微弱,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一个历尽苦难重归平静的安详与喜悦。“花架上的颜色加深了,云叶将大地密封起来,好制造它今年的新葡萄酒。在多云微阴的天气,我们不是比在有阳光的日子更觉得心情恬适吗?”(《春阴》)“蓦的我听到门外一阵喧嚷的声音,像是一支手在乱抚着琴键。隔了疏篱的缝隙,我看到了一些著了国民学校制服的矮小身影晃动着。他们像是热带的小黑蜂般欢欣,大声嚷着,笑着。”(《春的踪迹》)她沉醉在自然的妩媚与孩童的天真里。1973年,张秀亚散文集《水仙辞》问世,可谓抒情散文中的上品。“快过春节的时候,父亲又买来了一盆水仙,那年,花开得格外繁盛,在那鹅黄的花心里,孩子们仿佛看到了厅堂里,祖母衣橱上的黄澄澄锁片的闪光……”相隔10年,张秀亚的文笔更加洗练隽永,往事旧情娓娓道来,宛如行云流水,轻轻敲击读者心房,细细浸润读者灵魂。1979年,张秀亚散文集《湖水·秋灯》出版。这一年作者年届六旬,“一路行来,从真情的抒发,自然风物的点染,文体的实验到沉淀的清明,真正到了‘堂庑渐大,境界遂深’‘恬淡、澄明、不沾不滞’,‘近乎哲学’的散文境界。”(张瑞芬《张秀亚的散文美学及其文学史意义》)这个时期,张秀亚开始步入老年,眺望北方却无法归去,她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她的散文《湖水·秋灯》没有出现一个愁字,却写满了挥之不去的乡愁。“半生也不知走过多少地方了,但总竟没有一个地方像故乡那么可爱。”(《故乡》)在她的笔下,40年前的北京脱去一切具体的背景,成为北方故乡的标志、游子乡愁的寄托。“每当我内心感到贫乏,生活感到枯寂时,我就将此心浸润在那一片湖水的清光中,我就燃亮了那记忆的灯盏,当那湖水拍着我心灵的边岸,当那灯光倏忽亮在我的眼前时,我的室中乃充满了回忆中的情趣,我室楹中的圆灯也亮了。”(《〈湖水·秋灯〉前记》)乡愁是中国人最根本的情愫,也是中国文学最永恒的主题。作者追着命运的脚步,一路前行,一路思索,一路品味,终于写出了堪称杰作的《湖水·秋灯》,它小中见大,淡中寓味,尽显文字之醇美、文思之妙化,让人如闻天籁,如沐春风。
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张秀亚在创作上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坚守文学精神。所谓文学精神,其实就是美的精神。与政治、历史、哲学不同,文学是美的书写。“从事文学生涯若干年,这些年中,我对文艺女神始终抱着绝对忠诚的态度,这忠诚使我写作的态度不敢轻慢。”(《湖上·我的写作经验》)张秀亚为人为文都十分低调,但是透过她的表述可以看出她对艺术的虔诚、对才华的自信。她一生都在进行艺术探索。由现实写作到宗教写作,由传统写作到现代意识流写作,张秀亚不拘一格,不停探索。通过杂取百家最终形成自己兼容众家之长又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她的作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都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读者在阅读中首先获得的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在当下文字粗鄙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重读张秀亚的作品十分必要。艺术性是文学的基本,文学失去艺术性,其它都无从谈起。二,坚守真实原则。在谈到《湖上》的创作时,张秀亚自豪地说,“这集子里有的是缺点,但也许还没有矫饰与矫情处。我牢记莎翁在《哈姆雷特》中说的一句话:‘对你自己忠实!’这句话曾为英国批评家荷伯·瑞拿来引申解释为:‘这是文学与生命的基本原则!’”(《湖上·序》)张秀亚十分看重作品的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牧羊女》《凡妮的手册》《感情的花朵》等以真实大胆的内心描写,披露了自己的苦闷与挣扎,让读者耳目一新,更让读者与作者一起经受情感的炼狱,获得心灵的净化。“伍尔芙夫人,曾在一篇评文中,形容那个才高早死的C·布朗特,她说在其作品中,看出她是以全力在说:‘我爱,我恨,我受苦。’而我,一个低能的学写者,在这些色素浅淡的篇章中,所说出的只是‘我观察,我思索,我同情,我潸然泪下。’”(《感情的花朵·前记》)她反对一切虚假、造作,“我始终以为,为文亦如同做人,最忌造作,最忌伪饰,文章中,照样容不得虚伪的法利赛人!要想引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必先放进自己的真情实感,‘以火引火,以情引情。’文章亦然。”(《牧羊女·序》)真实是文学的根本。一个作家只有从真实出发,面对真实问题,坦露真情实感,状写真实人生,才能语言饱满,才能“以火引火,以情引情”,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当下创作中,有些主题十分正确的作品让人厌倦甚至厌恶,究其原因,是虚假,情节的虚假,人物的虚假,它们犯了文学的大忌。这些作者应该记住张秀亚的话,应该回到真实的轨道上来,从真实出发,“以火引火,以情引情”。三,坚守人文关怀。“我写作,是基于爱——对世界,我怀有温爱;对人,我有一份爱心;对文字,我更有着不可遏制的爱好。爱,如同一阵和风,撩拨着我内心的弦索,发出了声响——这心灵的微语,就是我的一些文艺习作。”(《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世界并不太平,这个时代并不完美。正因为这样,作家应该秉持一颗仁善之心,一颗温暖之心,来从事写作。张秀亚认为,“一个伟大的文艺作家,不论他的笔法属于哪一个派别,而在心向上,他必定是个理想家,他生在平凡之中,却不安于平凡,生于悲苦之中,而不甘于悲苦,永远在追慕,在渴求,在企望,在赞扬,企图脱离可悲的人类于痛苦之中,而登于平和愉悦的境界,向着这一片妙境,他弹奏心灵的金琴,唱出了赞美之歌。”(《爱琳的日记·谈文艺创作(代跋)》)数十年中张秀亚始终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来书写,她相信,“一篇伟大的不朽的作品,必须是充满了人类有和同胞爱的,像狄更斯,像雨果的作品中,莫不闪烁着爱的光辉。”(《爱琳的日记·谈文艺创作(代跋)》)张秀亚的作品,不论是早期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描写,还是后来对个人情感经历的倾诉,对故乡的追忆,作者始终信守“哀而不伤”的中国文学传统,在批判丑恶的同时,总是更着力张扬美好与善良。读张秀亚的作品,宛如欣赏一组牧歌,让心灵游牧在草色青青的高原,获得舒放,获得静养,获得阳光,获得爱的沐浴。张秀亚的作品,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文学资源,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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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李鲁平和他的新著《身与心》
和鲁平兄相识于2008年鲁院评论家高研班。那年奥运会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52位评论家汇聚到鲁迅文学院,其中就有鲁平兄。当时和他没有深聊过,但我却知道他非常性情,这个印象缘于一次座谈会。鲁院的会都是神仙会,大家开诚布公各抒己见,可以众说纷纭甚至剑拔弩张,那天也是这样。会议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会开了一半,李鲁平站起来,他大概是对前面的发言听得不耐烦,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他那天中午应该是喝了些酒,两颊酡红,一腔湖北话,座位离得也比较远,他讲些什么我基本没听明白,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在很认真地阐发自己的见地,在争论是非,探索究竟。我想这真是一位好兄弟。
鲁平兄现在是文学期刊《芳草》的副主编,每期都给我寄他们的刊物。《芳草》品位很高,编辑方针独树一帜,是一本很有方向性的文学杂志。现在的人们习惯讲众声喧哗,无主题变奏,似乎说“有方向性”是一个很落伍的表现。我不这样认为,众声喧哗也好,无主题变奏也好,是形容整个社会相对自由的言说状态,这当然是好事,大家能够见仁见智,才能思想碰撞,才会形成相对客观、合理的文化认同,社会才会更好发展。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则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个体的主张应该越明确、越具体越好。这样大家才有争论的基础,才有形成共识的可能,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办刊物也是这样,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百花争艳,才能越办越好。我很欣赏《芳草》办刊方向的旗帜鲜明,他们近些年明确标榜关注打工文学。这非常好,它可以集聚一批关注打工族生活、命运的全国优秀作家,也有可能把这一题材的写作推向深入。从《芳草》所体现出的远见与风范可以看出它有一个高水准的编辑团队,也可以想见鲁平兄作为副主编肯定付出了很多心血,发挥了很大作用。
鲁平兄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家。他年轻时写过诗歌、小说,而且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可是调到武汉市文联工作后,他却专心致志编刊物了。编刊物,是为人作嫁衣的事,很多人不愿意干。鲁平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没跟他探讨过。我想不管因为什么,他现在做这份工作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青年作家们需要好的编辑家。现在的社会里人们的生存压力非常大,冒出一个青年作家很不容易,能够不被生活压垮坚持把创作搞下去就更非易事。在这样的情势下,有学识、有责任心,能担当、肯付出的好编辑就显得十分可贵。他们不计得失、甘作嫁衣,是作家的良师益友,是作家艰难跋涉途中的问询者、陪伴者。有他们的存在,作家们的路才会好走些,才可以走得更远些。李鲁平就是这样一位青年作家的良师益友。多年来他十分关注青年作家创作,编发他们大量的作品,而且还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对他们加以推介、扶掖。正是在他的鼎力帮助下,一些青年作家迅速成长起来。
最近鲁平兄寄来他的文学评论集《身与心》,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由于最近事情比较多,时间也紧,应该说读得不是很仔细,但是却在阅读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知识与学问。它让我意识到,李鲁平除了是一位很好的编辑家,还是一位有文学抱负,有艺术见地的优秀评论家。
阅读《身与心》会发现,李鲁平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而且见解深刻。比如他非常重视文学生态学的研究。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如潮似涌,曾经沉睡百年的东方巨狮已经苏醒过来,正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内在热力。不过,市场经济的急速扩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寻找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成为文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对于这个问题,李鲁平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专门撰写研究文章《生态在文学中的位置》发表于《文艺报》(2013年2月6日)。文章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家对生态价值的定位经历了从博物学到诗学,从客体观到主体观,从工程形态到伦理形态的发展过程。历史发展到今天,作家“应该把自然、生态拟人化,把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与人平等的伦理主体。……应该进一步打开视野,整合中国生态文化与历史发展中鲜活的生态现实,在人与作为伦理主体的自然的互动之间发掘更具审美价值的创作空间,奉献更多更有艺术力量的佳作。”生态文学是一个新兴学科,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李鲁平凭着自己扎实的哲学修养和文学史知识,对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脉络进行科学梳理,并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给人以深刻启发。
李鲁平还十分关注打工文学。打工族在中国成为一个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之而生的是打工文学。打工族并非现在才有,有城市的时候就有了打工族,自古以来的丫环、仆人都是打工族,西汉卓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后当垆卖酒,过的其实也是打工生活。打工族也并非中国独有,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都出现过,至今依然存在。打工文学也是这样。比如中国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的名作《卖油郎独占花魁》和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实都是打工文学,只是没有人这样称呼它们而已。打工族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引人注目,是因为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走向城市化,有超过3亿甚至更多的人口在过着打工生活。表现他们生活的打工文学自然也会备受关注。近年来李鲁平负责的文学期刊《芳草》一直关注打工族生活,刊发打工文学作品。他本人还专门撰写研究文章《城市化进程与打工文学》发表于《文艺报》(2013年8月14日)。收入本书时更名为《在城市化进程的视野下看待打工文学》。他在文章中认真辨析打工族的身份问题,充分肯定了打工文学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注几亿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打工文学,就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无论他们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还是职业的作家。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他相信打工文学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作家们应该积极投入打工文学的创作之中,“农民工不是改变称谓就可以消失的现象,它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从户籍管理开始,直到再没有由户籍规定的待遇区别,直到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国民,都享受同等的待遇。打工文学也不是底层叙事可以概括的。打工文学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过程。这是一个复杂而博大的世界,作家既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无论是打工者自己书写自己,还是职业、业余作家来书写,打工群体、打工生活、打工世界,必将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中极为鲜明的一部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分。”对于一个正在孕育、刚刚起步的文学现象作出判断并大声疾呼,表现了一个评论家的胆识和勇气。
鲁平兄最关注的应该是身与心的问题。他把整部评论集命名为《身与心》,还在书中专辟一辑取名“身与心”收录数篇评论文章。身与心的关系确实是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身与心”是一对中国文化范畴,它最早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十分推崇赤子之心,“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认为有道之人应该忘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后来又融入印度佛教文化。佛教讲身即是色,通过觉悟最终让人认识到色即是空,从而获得精神解脱,身心和谐。身与心的问题,我们的先人早就遇到了,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老庄通过“致虚极,守静笃”来达致身心平衡,陶渊明通过“采菊东篱下”来达致物我两忘,李贽通过回归“童心”来拯救自我。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欲望化时代,我们何以自救?在书中,李鲁平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又融合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来解读作品、剖析问题,寻找超越时代、完善自我、和谐身心的途径。在李鲁平看来,身与心的关系问题表现在今天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传统与现代问题,日常与非日常问题,经济与生态问题,欲望与心灵问题,文明与裸露问题,等等。在书中,李鲁平从多个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给人以深刻启迪。比如,在说到日常与非日常的问题时,他指出,“毫无疑问, 在人逐渐被工具化, 在工具理性逐渐消蚀价值理性的现代性过程中, 文学, 换句话说, 审美, 是可以用来重塑和发现日常生活价值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李鲁平《发掘日常生活的道德价值-以吕幼安的小说创作为例》)过去人们总是以非日常的指标作为世界价值的定位器,日常的指标都是作为鸡毛蒜皮忽略不计。现在现代化作为一个巨无霸将人完全工具化、商品化,通过发掘日常生活的价值来对抗现代化对人性的压榨,来寻求人的精神解放,即使不是最终的,也是重要的途径。李鲁平从这个角度来阐释日常写作的意义,可谓独具慧眼。
总之,鲁平兄的评论集《身与心》是一部非常扎实的文学研究著作,内容丰富,剖析深入,值得认真阅读,认真品味。
刊于2014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有严重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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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河北小说述评
——以从容的笔触讲述中国故事
2014年,河北小说是一个丰收年。就有限目力所及,长篇小说有关仁山《日头》等5部,中篇小说有陈冲《紫花翎》等16篇,短篇小说有何玉茹《兄弟》等29篇。不但数量可观,质量也颇值得称道。我想,这是莫言获得诺奖效应的进一步扩张。河北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传统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在西方文化强势突入的背景下,深厚的传统曾经成为压迫河北作家的十万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致使一些作家沉陷于传统无力自拔,而另一些作家一味崇洋、拟洋,企图剑走偏锋突围解困。开阔的视野、广泛的借鉴无疑是必要的,被传统束缚住手脚,甘当传统的奴隶当然没有出路;但是,失去自我,一味崇洋迷洋则同样会事与愿违。数十年来,河北文学创作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心旌摇曳,根基不固,叙事缺乏应有的大格局与大气象,这也是难以回避的事实。今年是莫言获得诺奖第二个年头,破除西化迷障、重拾民族信心的河北作家逐渐站稳脚跟,以从容的笔触讲述中国故事,展现出十分迷人的风采。
长篇小说创作最需要作家丰厚的思想、坚实的内功。在这一领域,河北小说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关仁山的长篇《日头》还是透出一些令人欣喜的消息。评论家雷达说,“读关仁山的长篇新作《日头》,感觉他仍在延续着《天高地厚》《麦河》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抒写,但同时也发现他的笔墨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麦河》的重心是‘写土地’,那么《日头》的重心则是‘写文化’。这本小说文化气息浓厚,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然文化、宗教文化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作者对当今中国农村文化的深刻思考。”(雷达《北国土地的灵魂及其变迁——读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日)小说中的日头村宛如中国农村世界的一个缩影,现实的矛盾、家族的博弈、历史的撕扯、文化的纠结如滔滔黄河冲击读者的神经,引人思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中国本土文化概念“律吕”结构小说,以二十八星宿对应生活中的人物,试图打通现实与传统的督脉,修复民族文化肌体,激活民族精神资源,探寻民族复兴之路,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构想,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雄心。当然,这个构想十分浩大,仅凭一人之力,一段短暂的时间恐怕难以完成。但是,这种努力是十分可贵的,意义巨大。
中短篇小说创作一直是河北作家的强项,2014年也颇值得圈点。陈冲的《紫花翎》(《人民文学》第1期)讲述了一段抗战时期的故事。中国的抗战故事,很长一个时期停留在复仇主题或者庆功主题的演绎上。这个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作家的固执,民族复兴的未造与民族心理的不成熟是一个更大的因由。近几年,国势强振,民族精神也在复元并舒展。作家们的抗战故事也演绎得更加丰富且深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冲创作了《紫花翎》。作者把家与国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情爱与责任的关系,在一个两万多字的篇幅里从容地铺排开来,展示了民族的伤痛、个人的悲欢、情与理的纠结。这是一个厚度与性灵相结合的佳作。曹明霞的《女流之辈》(《天津文学》第6期)写了三姊妹梁珍、梁晴、梁瑷的故事。她们的相貌有妍有媸,地位有高有低,谈吐有清有俗,三姊妹的人生宛若红绿蓝三原色组合成女性生命的万花筒。作者以一个女作家的眼光打量生活,写出了女性现实的艰难,也写出了女性生存的价值。比较来看,阅历的增加与视野的打开使曹明霞的小说创作摆脱了早期的单薄与执拗,走向成熟,走向圆融。王海霞的《母亲的爱情》(《清明》第5期)写得酣畅淋漓,风生水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者在小说中写了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她们的悲剧都是那样令人心生寒意,却又是那样各不相同。母亲没有文化,凭着原始的欢爱梦想投入父亲的怀抱。父亲的出轨撕裂了母亲的心灵,母亲的巨痛挽回了父亲的身体。但是,出奔的爱情再无踪影,两个人坚守了一辈子的只不过是痛苦与绝望。小说中的女儿大学毕业,同样没有绕开母亲曾经遭遇的爱情陷阱。与母亲不同,她毅然选择与出轨的丈夫分手。可是,剪不断的情丝同样折磨得她痛不欲生。这篇小说几乎看不到什么叙述技巧,却把故事讲述得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靠得是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对民俗的体认,对心理的把握。裂帛的《折耳根》(《文学界》第3期)写的是铁路工程队的故事。铁路工程队是一个流动的群落,工地在哪,他们就要奔到哪。漂泊是他们的宿命。这样一个居无定所的群落,他们如何生活,如何相爱?裂帛以沉实的文字对此进行了描摹。工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同寻常,漂泊的生活带给他们混乱的两性关系,也造就了他们随遇而安的性格。但是他们中间并不缺乏爱情故事。朱朱长相平常却爱意似火。她执意要追随黄平闯天涯。小说在黄平的惊讶中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对朱朱未来的惦念与想象。独特的题材带给读者陌生化的阅读感受,也引发读者对人生与命运的思索。
还有几个中篇值得一说。阿宁的《同一条河流》(《北京文学》第10期)讲了一个花絮版的贪腐故事。副市长焦远贪污五千多万,是个大贪污犯。不过,小说没怎么写他,而主要写了她的表妹邢丽。焦远临被双规前给了邢丽一张一千万的银行卡。这张卡让邢丽经历了内心的巨大波澜和情感的巨大激荡。小说的细部处理得十分到位,颇有值得圈点之处。张敦的《我的文武老师》(《西湖》第1期)写了一段青春祭。张敦的青春祭有些不同。他的青春叙事是低温的,甚至有些残酷。或许我们不愿接受这样一种青春叙事,但是无疑它有着几分真实。我觉得,首先应该肯定张敦对真实的追求,因为真实是一切美好愿望的起点。而作为作者,张敦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接近真实的同时,保持对友谊、爱情、终极关怀的探寻热情。梅驿的《位置》(《十月》第6期)是作者尝试叙述方式调整的一个收获。梅驿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精神思考的作家,她的故事背后常常透着她对生活与人生的思考。不过她以前的思考有些越位,阻碍了小说中人物的充分施展。梅驿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有意识让叙述者撤身到小说的角落里,以留出更大空间让小说人物闪转腾挪。在这方面,梅驿是成功的。小说的问题出现在小说动力的趋弱。小说的后半部分,动力不足。清寒的《双刃刀》(《人民文学》第3期)写了一个被背叛的女子复仇的故事。清寒的小说有着法医的冷静与仁者的悲悯。这使得她的小说纹理细密、质地优良,同时又夹带一股向上的力量,让读者的精神随之飞扬。不过这篇小说稍欠打磨,有的地方有些夹缠,美中不足。
另外,李浩的《丁西,和他的死亡》、刘素娥的《金玉缎夹袄》、唐慧琴的《千里迢迢》、孟昭旺的《风中的祷词》、蔡楠的《像生活一样》、郭刚的《天涯近》等中篇小说也都各具特点。
短篇小说里,首先要说一说何玉茹的《兄弟》(《芒种》第9期)。“兄弟”是一个被无数作家写滥了的题目,而何玉茹仍然写出了新意,这很不容易。哥俩儿六十上下,哥哥叫王运弟弟叫王兴。王运夫妇住城里,是退休工人;王兴夫妇住乡下,是农民。小说强劲的力道来自住房拆迁事件。一辈子仰望哥嫂的弟弟忽然遇到了可以拥有六套住房的幸运,而这时的哥哥却正走背字,面临租房生活的窘迫。这确实是一桶超能量的火药。小说区区一万三千多字,里面却包含了生活甘苦、命运变幻、手足情份、生命尊严诸种人生课题。作者仿佛一个弹奏高手,把各个旋律融合在一起,交汇成一曲玉盘落珠、泉流幽咽的琵琶曲。小说老道通透,有唐风宋韵。张楚的《野象小姐》(《人民文学》第1期)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成功转折。张楚是从冷叙述起步的,他最初的小说人物遵循的都是丛林法则,他们弱肉强食,残酷却又美丽。张楚以这样近乎偏执的一种写作接近了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属性。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世界又不完全是物质的。人类有思想情感,会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张楚并非唯物质者,在小说中,他一直试图完成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在《良宵》中他做过一次积极尝试,试图把真与善统一在自己的叙事中。我个人觉得,那次做得不是十分成功,真与善在各自的轨道上滑行,没有能够有机交汇。这篇《野象小姐》是张楚的又一次尝试,我个人觉得比《良宵》完成得要好许多。小说中的野象小姐是一个普通人物,她承认物质世界的不完整性,以自己的理性接纳了这个不完整的世界,同时,她以自己坚实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修补这个世界的缺漏。这样,张楚就在自己的作品中打通了不完整的日常世界通向善的路径,演绎了平凡人生向上飞扬的可能性。张楚这个过程的完成实属不易,值得肯定。单杰的《清唱》(《长城》第5期)讲了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她笔下的两个女孩门楼儿和楚春兰是县剧团的演员。门楼儿反串铜头,春兰唱旦角,二人台下住同一宿舍,台上一块搭戏扮书生与小姐。春兰是孤儿,门楼儿对她十分照顾,她便渐渐对门楼萌生了恋情。从叙述的情况来看,春兰是同性恋者,门楼儿是异性恋者。不过,故事没有沿着这个路向继续发展下去。门楼儿向春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春兰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患者。门楼儿担负起救治春兰的责任。她用十余年的时间唱丧戏挣钱替春兰治病,终于把春兰从疯狂的世界里唤了回来。在小说里同性爱、朋友情、青春迷乱纠缠在一起,混合成一种迷离与忧伤的氛围。小说的逻辑或者还不是十分自洽,但是,作者出色的文学天分和细腻的文字表达使这篇小说受人关注。
刘荣书的《空中小姐》(《广州文艺》第10期)讲了一个情杀的故事。小说主要有三个人物,作者连他们的名字都省略了,简称男孩,女孩,男友。名字的省略让读者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地放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两个男孩与一个女孩,一段感情与一段误会。女孩的任性退出导致男友情感失控,男友的误会导致另一个男孩的死亡。其间充斥着的一种飘乎的情绪似乎隐喻着精神的虚无。这种虚无确实有着广泛的指涉性,值得关注。叶勐的《塞上曲》(《作品》第8期)讲的野外作业队的故事。作业队的生活是粗野的,无聊的。工人们在调笑、赌博、偷窥中打发时光。小说最后,“我”恐高症发作,瘫倒在高台上不敢挪动半步。偶然赶来的蒋洁陪着我聊天消磨时间,天慢慢黑下来。小说在这样漆黑、恐惧、绝望的场景中结束。作者用文字渲染了一种无聊与绝望情绪,事实上倒成了对读者的一种警醒。长笑的《过年好》(《长城》第6期)与《塞外曲》形成一个对比。《塞外曲》有着刻意的痕迹,《过年好》则欲说还休。《过年好》,满纸都是喜悦。像豆子一样的鞭炮声,上坟接祖,赶集买年货,清水泼院,每一处都渲染着春节将至的欢庆气氛。可以说,《过年好》从头至尾写的就是喜庆。可是,力透纸背的是深深的寂寞与无助。年老无依的老夫妇渴望宽心与抚慰,可是他们到了也没能卸去心上盘压着的负担,没能盼来新上任的村主任登门慰问。午夜已过,她们只好失落地上床睡觉。两人睡前互道新年好的细节可谓神来之笔,更把老年人的寂寞写得入木三分。“文学即人学”,参透了人生的奥秘,才会举重若轻自然写出人生的复杂况味。
另外,常聪慧的《走神儿》(《当代小说》第5期)、徐广慧的《小鲶鱼》(《阳光》第1期)也都写得不错。常聪慧以小小说起步,改写短篇小说之初细致有余而气量略小。近来,她逐渐摆脱了小小说的拘限,掌握了短篇小说的特点,气量逐渐变大。《走神儿》可以看出这种可喜的变化。徐广慧有一个时段陷于急躁状态,这使她难以从容写作。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是一场重大考验。近来经过主动调整,徐广慧逐渐走出误区,重新获得良好的创作心态,令人为之高兴。2014年徐广慧发表了几个短篇,其中《小鲶鱼》写得最好。外出打工的乡村妇女小鲶鱼的艰难遭遇、顽强精神和美好心灵都得到很好展示。这篇小说或许还有个别地方不够圆润,但不失为一篇好作品。
载《河北日报》201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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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微言》片谈
近得《老杜微言》一册,快人快语,潮气扑面,可谓智慧之结晶,微体之佳构。读之兴然,特仿作微评数片以申其阅读之感想。
一、“航母”缔造者
老杜者,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杜金卿先生是也。
杜先生生于1958年,做过百货公司经理、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现掌舵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杜先生雄心万丈,致力于做强品牌、转型升级和股改上市,要打造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出版传媒航母。在杜先生的率领下,集团公司提前两年实现资产和销售“双百亿”的战略目标,成为河北首家“双百亿”文化企业。他本人先后荣获“河北十大经济风云人物”“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一领现代出版传媒之风骚。
二、这只螃蟹很新鲜
新媒体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产物,它极大压缩了人际交往的时空成本,为人类思想艺术的碰撞交流和裂变增殖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微信是新媒体的一种形式。杜先生在自己的微信圈里针贬时弊、谈经论道,微友们一路点赞。现在,他把最近几个月在微信圈里发表的个人言论集结出版,同时配发有声版供人下载收听。这种三位一体的发行模式,是中国第一家。
杜先生做了那位传说中“吃螃蟹”的人,这只螃蟹很新鲜。
三、东边日出西边雨
“搞企业,大善即狠。”“一个社会要进步,一个单位要搞好,大家都说YES是不中的,特别是担负领导责任的人要敢于坚持原则,勇于说NO。”(摘自《老杜微言》第6、8页)
这些话听起来是够狠的。可是又透着一种责任和勇气。一个企业必须建立严格的制度,确保制度严格执行,才会让企业发展好,员工才会得到真正实惠。正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四、语重心长
“一个国家欲走向强盛,不能仅靠经济总量的庞大,还必须有民族精神的强壮,有知识群体的进取担当。因此,文人光有知识、有见识、有才气还不够,更要有胆气,有骨气,有阳刚之气!”(摘自《老杜微言》第48-49页)
曾几何时,经济成了中国人的神。这里面是有问题的。没有经济一切都无从谈起,重视经济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光有经济又确实是不够的。人必须两条腿才好走路,我们这个民族是应该把精神欠账还一还了。
杜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个别人喜欢做“伪娘”可以随他去,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当“伪娘”。
五、法治的距离
“政府放权用心良苦,实际效果似有若无。”(摘自《老杜微言》第78页)
所谓放权,并非放一半留一半,讨价还价。放权从根本上说是转变理政观念,改革理政方式。大家都要树立法治观念,各级政府要依法施政。
这场调整涉及到观念、习惯、利益诸方面,任务十分艰巨。
杜先生说,“政府少管为好”。我觉得,少管只是一方面,也不是绝对的;更重要的是怎么管。是长官意志,拍板决定呢?还是宪法独尊,依法执政?当然应该是后者。“什么时候企业和百姓感觉被法律管着而不是被政府管制那就正常了。”(摘自《老杜微言》第79页)这是一句至理明言。
六、迷人的梦想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未来生存发展的秘诀,就是用互联网思维和手段,也就是用在线教育、数字印刷和电子商务来颠覆现在赖以生存盈利的传统出版、印刷、发行和物流业态。同时,拓展网络阅读、手机视频、影视动漫等新媒体,锻造新的产业形态和盈利模式。”(摘自《老杜微言》第37页)
我曾经在台湾某公司出版过一本著作,深感海峡两岸出版界运作方式、技术水平之间的悬殊。杜先生告诉了我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我希望早日看到他和他的团队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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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竹书纪年》告诉我们什么?
一、五 帝 纪
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
黄帝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作黄帝之像,帅诸侯奉之。
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二、夏 纪
禹都阳城。
禹立四十五年。
益干启位,启杀之。
十年,舞九招。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
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三十五年征河西。
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
后太康即位,居斟寻,乃失邦。羿亦居之。四年陟。
后仲康即位,居斟寻。七年陟。
后相即位,处商丘。
元年,征淮夷。
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
九年,相居于斟灌。
后少康即位。
二年,方夷来宾。
十八年,迁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宁即位,居原。
五年,自迁于老丘。
八年,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
十七年,陟。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
三十六年,作圜土。
四十四年,陟。
后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鱼。后芒陟位,五十八年。
后泄即位。
十二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
十六年,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陟。
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立十九年。其弟立,是为帝扃。
帝扃即位。十八年,陟。
胤甲即位,居西河。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照于东阳,其年胤甲陟。
孔甲即位,居西河。九年,陟。
后昊即位,三年,陟。
后发一名后敬,或曰发惠。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七年,陟。泰山震。
后桀即位,居斟鄩。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三年,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殚百姓之财。
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
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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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家论坛(第1期)预告
大家论坛(第1期)预告
河北文学院主办的文学沙龙“大家论坛”将于近日举行首场文学交流活动。
主题:梅驿和她的小说
时间:2015年6月13日上午9:00
地点:槐北路192号省作协东二楼会议室
乘车路线:27、16、35、30等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垂询电话:卫玮0311-85805220 / 万红艳85806586
欢迎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爱好者参加。
河北文学院
2015年6月8日
附作家梅驿创作简介 :
梅驿,原名王梅芳,女,1976年出生,河北栾城人。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
中短篇小说见《十月》、《花城》、《北京文学》、《百花洲》等。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或收入年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脸红是种病》。
其中,短篇小说《你看到张希兰了吗》、《脸红是种病》分获河北省作协2010、2011年度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脸红是种病》、《梦死》分列河北省2011年、2012年度小说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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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诀百韵歌([明]韩道亨)
草圣最为难,龙蛇竟笔端。毫厘虽欲辨,体势更须完。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
盖头无左畔,之趬缺东边。长短分知去,微茫视每安。步观牛引足,羞见羊踏田。
六手宜为禀,七红即是袁。十朱知奉己,三口代言宣。左阜贝丁反,右刀寸点弯。
曾差头不异,归浸体同观。孤殆通相似,矛柔总一般。采夆身近取,熙照眼前看。
思惠鱼如画,禾乎手似年。既防吉作古,更慎达为连。宁乃繁于叔,侯兮不减詹。
称摄将属倚,某枣借来旋。慰赋真难别,朔邦岂易参。常收无用直,密上不须盖。
才畔详笺牒,水元看永泉。 柬同东且异,府象辱还偏。才傍于成卉,勾盘柬作阑。
乡卿随口得,爱凿与奎全。玉出头为武,干衔点是丹。 蹄号应有法,云虐岂无传。
盗意脚同适,熊弦身似然。矣其头少变,兵共足双联。 莫写包为守,勿书绿是缘。
漫将绳当腊,休认寡为宽。即脚犹如恐,还身附近迁。 寒容审有象,宪害寘相牵。
满外仍知备,医初尚类坚。直须明谨解,亦合别荆前。 颡向戈牛始,鸡须下子先。
撇之非是乏,勾木可成村。萧鼠头先辨,寅宾腹里推。之加心上恶,兆戴免头黾。
点至堪成急,勾于认是卑。寿宜圭与可,齿记止加司。右邑月何异,左方才亦为。
举身为乙未,登体用北之。 路左言如借,时边寸莫违。草勾添反庆,乙九贴人飞。
惟末分忧夏,就中识弟夷。 斋齐曾不较,流染却相依。或戒戈先设,皋华脚预施
。睿虞元仿佛,拒捉自依稀。 顶上哀衾别,胸中器谷非。止知民倚氏,不道树多枝。
虑逼都来近,论临勿妄窥。 起旁合用短,遣上也同迷。欲识高齐马,须知兕既儿。
寺专无失错,巢笔在思维。 丈畔微弯使,孙边不绪丝。莫教凡作愿,勿使雍为离。
醉碎方行处,丽琴初起时。栽裁当自记,友发更须知。 忽讶刘如对,从来缶似垂。
含贪真不偶,退邑尚参差。减灭何曾误,党堂未易追。 女怀丹是母,叟弃点成皮。
若谓涉同浅,须教贱作师。鼋鼍罨一类,茶菊策更亲。非作浑如化,功劳总若身。
示衣尤易惑,奄宅似相邻。道器吴难测,竟充克有伦。市于增一点,仓欲可同人。
数叚情何密,曰甘势则匀。固虽防梦简,自合定浮淳。添一车牛幸,点三上下心。
叅参曾不别,閧巽岂曾分。夺旧元无异,嬴羸自有因。势头宗掣系,章体效平辛。
合戒哉依岁,宁容拳近秦。邪听行复止,即断屈仍伸。田月土成野,七九了收声。
最迫艰难欢,尤疑事予争。葛尊草上得,廊庙月边生。里力斯成澷(无氵),
圭心可是舂。出书观项转,别列看头平。我家曾不远,君畏自相仍。甚乂犬傍获,
么交玉伴琼。膝滕中委曲,次比两分明。二下客为乱,宀藏了则宁。而由问上点,
早得幸头门。耻死休相犯,貌朝喜共临。鹿头真戴草,狐足乃疑心。勿使溦成渐,
奚容闷即昆。作南观两甫,求鼎见棘林。休助一居下,弃奔七尚尊。隶头真似系,
帛下即如禽。沟谍皆从弋,纸笺并用巾。惧怀容易失,会念等闲并。近息追微异,
乔商矞不群。欵频终别白,所取岂容昏。戚感咸相等,驭登(敦)殷可亲。
台名依召立,教类逐严分。邹歇歌难见,成几贼易闻。傅传相竞点,留辨首从心。
昌曲终如鲁,食良末若吞。改头聊近体,曹甚不同根。旧说唐同鴈,尝思孝似存。
扫搊休得混,彭赴可相侵。世老偏多少,谢衡正浅深。酒花分水草,技牧别支文。
可爱郊邻郭,偏宜湛友谌。习观羲献迹,免使墨池浑。
万历癸丑秋八月二十五日韩道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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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书谱
孙过庭书谱
孙过庭名虔礼,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作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或作富阳(今属浙江)人。曆右卫冑曹,官至率府录事参军,但中年遭人陷害,卒于洛阳。曾与书家王绍宗、诗人陈子昂相友善.孙过庭去世后,陈子昂撰《祭率府孙录事文》悼之,中有:“呜呼!堙厄贫病,契阔良时,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生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可他是蒙冤后病居江湖,虽寄意于老庄,但最后也难免客死异乡。
孙过庭的书法,开元年间书论家张怀璀对他有极高地评价:“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书,亚于草矣……隶、行、草入能品。”《宣和书谱》也说他 “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摹,往往真赝不能辨。”可见孙氏既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又得二王之法,再加之有超凡的天分,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体系。
孙过庭书法用笔的特点,唐吕总说他“丹崖绝壑”可谓一语道出精髓,他的书法笔势坚劲,能够兼融飘逸与沉着婀娜与刚健的不同艺术特点,做到质、妍的统一。孙氏的用笔特点是:点画之内给人以丰满圆转,轻重映带,变化无穷的直观印象。正如他自己所云:“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
他的代表作有自撰书法理论《书谱》及草书《千字文》。 《书谱》书风浓润圆熟,有涡猊游龙之势。此中,他提出了着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之说。两汉以来论书之作甚多,而此篇文思缜密,言简意赅,于 “执、使转、用”之际,多真知灼见,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着。
草书《千字文》卷纸,是孙过庭三十八岁时所作,通篇以草书写出,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緻俱存,是草书学习的典范。
附《书谱》全文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爲绝伦,其徐不足观。”可谓锺张
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锺张,锺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锺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
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研。”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凋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锺张。”意者以爲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谢安索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爲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
云:“物论殊不尔。”于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于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複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
託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牆!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爲不恶。羲之还,见乃歎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锺张,则专博斯别;子敬
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馀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锺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
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衆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
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犊,俯习寸阴;引班超以爲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爲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
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爲。”况複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夫潜神对奕,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讵若功定礼
乐,妙拟神仙,犹埏埴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着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
赏,岂徒然与?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淬。室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複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
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緻之由。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能草书,粗传隶法,
则好溺偏固,自阂通规。讵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加以趁变适时,行书爲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
画爲形质,使转爲情性;草以点画爲情性,使转爲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自。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
焉。至如锺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緻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己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
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
顷,磋呼,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
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
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
去滥,睹迹明心者焉。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僞,尚可发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编
录。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若乃师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郸淳之令范,空着缣缃。暨乎崔、杜以来,萧、羊已往,代祀绵远,
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加以糜蠢不传,搜秘将尽,偶逢缄赏,时亦罕窥,优劣纷纭,殆难覼缕。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且
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複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
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且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牍仍存。观夫緻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岂有贻
谋令嗣,道叶义方,章则顿亏,一至于此!又云与张伯英同学,斯乃更彰虚诞。若指汉末伯英,(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史传何其寂寥!非训非经,宜从弃择。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粗可彷佛其状,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阙而末逮,请俟将来。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鈎环盘纡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方複会其数法,归于一途;编列衆工,错综群妙,举前人之未及,啓后学于成规;窥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下笔无滞。诡辞异说,非所详焉。然今之所陈,务
(稗学)者。但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爲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緻使摹蹋日广,研习岁滋,先后着名,多从散落;曆代孤绍,非其效与?试言其由,略陈数意:止如《乐
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史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緻者也。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
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歎。岂惟驻想流波,将贻啴嗳之奏;驰神睢涣,方思藻绘之文。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议舛。莫不强名爲体,
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緻,安有体哉!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
其术,适可兼通。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纵未穷于衆术,断可极
于所诣矣。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
务追险绝,既能险绝,複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军
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曆,而风规自远。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运。自矜者将穷
性域,绝于诱进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磋乎,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断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或恬憺雍容,内涵筋
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锋芒。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况拟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犹疏,形骸未捡;跃泉之态,未睹其妍,窥井之谈,已闻其丑。纵欲唐突羲献,诬罔锺张,安能掩当
年之目,杜将来之口!慕习之辈,尤宜慎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翻效迟重。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緻。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
终爽绝伦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非其心闲手敏,难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
晖。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若遒丽居优,骨气将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是知偏工易就,
尽善难求。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爲姿: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
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书之爲妙,近取诸身。假令运用未周,尚亏工于秘奥;而波澜之际,已浚
发于灵台。必能傍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镕铸虫篆,陶均草隶。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象八音之迭起,感会无方。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衆点齐列,爲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
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鈎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锺张而尚工。譬夫绛
树青琴,殊姿共豔;隋殊和璧,异质同妍。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得鱼获兔,犹恡筌蹄。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
吾尝尽思作书,谓爲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緻陵诮。馀乃假之以湘缥,题
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犹惠侯之好僞,似叶公之惧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盖有由矣。夫蔡邕不谬赏,孙
阳不妄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喈不足称,伯乐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
后请;门生获书几,父削而子懊;知与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闻
道,大笑之;不笑之则不足以爲道也。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自汉魏已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糅,条目纠纷: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今撰爲六
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秘之旨,馀无取焉。垂拱三年写记
2015河北小说扫描
平实之下波涛奔涌
——2015河北小说扫描
司敬雪
临近2015年岁末,雾霾越来越重,石家庄尤甚。在这样一个艰于呼吸视听的环境里,阅读当下小说感觉相当奢侈。中国似乎还是一个更需要行动来改变的状态,文学的金字塔仍然显得不太合乎时宜。不过,文学的金字塔当真存在过吗?其实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任何时代文学总是要处理现实经验的,只是处理的方法需要不断探寻。有时候,这个方法的变化过于巨大,许多人一时无法理解,因此似乎作家远离了传统,好像他们躲到什么里面,所谓的金字塔里面去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哪里也没有躲,他们就在世界某个地方好好(或者不好好)地呆着呢。他们生活着,感觉着,想象着,写作着。大范围或者小范围的读者注意到他们,给出回应,激励着他们将写作继续下去。斗转星移,大浪淘沙,等尘埃落定后人们会发现,曾经噪红一时的作家作品,大多数已然重新沉入世界的黑暗之中,只有极个别的作家作品仍会留在历史里面。翻阅那些依然存留在历史中的作品你会发现,即使其中最没有烟火俗气的奇幻段落,也有着结实的血脉联通着现实世界。从古到今从东到西概莫能外,为什么?因为失去这个血脉,任何文学作品都只不过是一块腐肉,会迅疾消失,根本无以解读更无以流传。
2015年,是中国新时期先锋写作30周年。在北京、上海等发达都市的作家们差不多要忘记先锋写作这个概念的时候,一些河北作家追求先锋写作的热情却高涨入云。他们也着实用自己的写作显示着难得的热情和实绩。刘建东一向低调,其实怀抱的文学野心极大。他不紧不慢地写着。别人着急,他不着急;别人不着急,他也时刻不懈怠。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文学生物钟的作家。2015年,他开始写作“师徒”中篇系列,已出手两篇,其中《阅读与欣赏》(《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获得《人民文学》年度奖,《卡斯特罗烟斗》(《十月》2015年第4期)获《十月》年度奖。应该说,这并不是刘建东最好的作品。但是,它的确显示了作者近些年经过长时间思考沉淀后所进行的创作调整。有人认为刘建东的先锋立场有后撤迹象,王力平却说,“《阅读与欣赏》并没有从先锋叙事中撤退,而是包含和超越了先锋叙事。这一次,自觉的形式意识和鲜明生动的中国经验互为表里,刘建东以颇具先锋性的叙事方式,完成了对“师傅”的一次讲述,展开了对自由、责任的一种思考和追问。”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通常的先锋写作强调自由而回避责任,刘建东的这两篇小说,加强了对责任的追问,这应该算是他对先锋写作的一个贡献。李浩是最顽固的先锋写作技术派,他的写作兴奋点重在形式。《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转载了李浩的短篇《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原载《作家》2015年第5期)。该作讲述了一个荒诞故事,小科员李向百正在玩游戏,他的妻子突然神秘消失在镜子后面。因为没有一丁点的现实可能性,所以,读者不会误入歧途作任何物理层面的解读。李浩成功地把读者带入他对丈夫与妻子,上级与下级,人与人,形下与形上等等的思索当中。这是一个开放得不能再开放的结构,没有任何结论,却引发读者种种思考。李浩喜欢魔法,他固执地作着独行侠式探索。刘建东、李浩等的先锋写作正影响着河北的一些青年作家。《十月》2015年第6期在新干线栏目重点推出夜子的小说,刊发了两个中篇《R》和《化妆师》,并配发了创作谈和评论。夜子的小说肌理缜密,扎实,又裹挟着向上升腾的力道。其中《R》具象中寓象外之旨,穿刺了繁琐的行政模式死穴,透射出一股郁郁生气。张敦是河北青年作家方阵中的一匹黑马,今年刚被河北文学院吸纳为签约作家。《青年文学》2015年第10期刊发了他的短篇小说《我要去四川》(后被《小说月报》2015第12期转载)。该小说呈现了生活的坚硬和小人物的善良与无奈。生活的坚硬刺痛读者的神经,引起一阵阵的唏嘘;小人物的善良与无奈敲打着读者的骨头,引起深度的共振与悲怅。孟昭旺年轻气盛,言必称先锋,是先锋写作的少壮派。他的锐气让人眼前一亮;同时,他的目不旁视也让人着急。其实真正的先锋不在教科书里,而在变化着的世界中。他的短篇《鲤鱼案》(《西湖》)讲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酒局。几个人接到一个相同短信奔赴酒店,结果相互间谁也不认识谁,到最后也没搞清楚谁攒的局谁是马拉。该作叙述还是比较流畅的,需要作者注意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内涵的思考与设置。常聪慧执意要做叙事技术的探索,她的努力让人对她的写作有更多的期待。其短篇《宜居之地》(《十月》2015年第1期)讲述了一个拆迁的故事。小说中的“他”拆迁中失去了故居,就像丢了魂魄一样无法安妥。城市化发展与人类精神的延续确实存在着某种紧张,常聪慧向读者提供了一份必要的警示。苑楠是一位80后青年作家,也十分痴迷叙事技术的探索。她的短篇《丢掉记忆的人》(《北方文学》2015年第5期)展开一场童年记忆的寻找。幼时精神的创伤让小说中的“我”失去童年的记忆,也造成心理的暗影。作者试图通过演绎童年记忆的寻找之旅,进行精神疗伤式叙事实验。
整个中国的先锋写作其实早已结束,如今的出路在于秉承先锋精神,进行艰苦卓绝的超越。如何超越,是河北酷爱先锋写作的作家群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找到有效的突围门径,他们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说起2015年河北小说创作,尤其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既如何实现平实之下波涛奔涌。文似看山不喜平,是一句古话。人们重复了无数遍,也成了许多舞文弄墨者的口头禅,而奉之若神明者未必明了它的真实意蕴。大家只要稍一思索就会发现,这是一句面对初学者的启蒙语,是入门教育。对于成熟的作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谪仙的这句话才是应该追求的鹄的。真正的美人,不需要任何矫饰;真正的好作品,不需要些许蛮力。平实之下得见波涛汹涌,才是小说的最高境界。从这个角度,我特别想说一下何玉茹的短篇《回乡》。该作刊发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似乎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令人奇怪。这篇小说炉火纯青,堪称精品。何玉茹早年的作品,有的绕来绕去,似乎作者总觉得才艺没有亮足,总担心读者理解不了风情。后来,她似乎得了天启似的,日趋精炼。特别是近些年,她的小说,进乎化境,有如锥沙漏痕,一派天然。小说《回乡》写了一对老年夫妇驱车到农村采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物关系,琐屑得不能再琐屑的日常故事,有如茫茫大地一粒黄沙,不认真寻找等于不存在。但是,作者却通过这粒黄沙深刻映射出世事沧桑、爱恨情仇。毕飞宇说,小说是要放在心里慢慢来养的。何玉茹有一副不温不火的脾气,最适合养小说的。她把自己的小说放在心里慢慢养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如此惊艳的收获。张楚的小说很先锋,却不是先锋所能涵概得了的。我愿意把他放到平实这个话题中来谈。张楚对任何概念都保持警惕,他最相信的是自己的直觉。这是一个作家相当宝贵的品格。所以,他的小说,无论题材多么偏远,写出来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结实的。他的小说不靠理念取胜,靠的是感觉。张楚是新世纪感觉派圣手。我曾经说过,好的作家能够把非常肮脏的题材处理得非常美,功力差的作家能够把非常美好的题材处理得非常脏。因为世界不是以肮脏与美好来划分的,它只有光明与黑暗。一个作家如果内心有足够的光,就可以把任何地方照亮,让人体验到美好;一个作家如果内心缺少光,他的笔下就只有黑暗,即使美好的地方也会让他涂抹得一塌糊涂,肮脏无比。张楚的短篇《略知他一二》(《江南》2015年第1期),写了一个很不好处理的故事,有关一个少男和一个老妇的情色。张楚用他诚实、善良的心地充满悲悯地演绎了发生在二者间的这段尴尬情事。他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潮冷,同时感受到人物心底对美好的向往与守护。张楚的小说对于生活是有着干预性的,只是他从不妄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才使他的干预具有实现的逻辑可能性。胡学文是今年河北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收获了鲁彦周文学奖等奖项,他的中篇《奔跑的月光》由陈建斌改编成电影《一只勺子》。胡学文来自坝上草原深处燕王的故里,身上有着仗剑走天涯的孤绝。他的中篇《一曲终了》(原发《长城》2015年第9期,《小说月报》2015年第11期转载)中的人物照样带着胡式小说“一根筋”标志符。杜小碧的丈夫孟超失忆,杜小碧爱上了马成,可是她始终不肯与孟超离婚,担心他突然醒来。在很多读者看来,这可能根本算不了什么难题,但是,在杜小碧却是始终无法逾越的火焰山。小说的妙点及疼点在于,杜小碧根本不知道孟超其实已经醒来,只是他本人丧失了性功能,只好将错就错逢场作戏。陈晓明高度评价这篇小说,认为它“设置微妙的暂时性结构,随时想打破它,这样的小说叙述是精彩的,显示出胡学文非常好的小说意识,非常强的掌控故事的能力。”同时也指出“胡学文的小说背后总是有一个道德胜利法,这是否也是他的逻各斯?固然这回应了时代的要求,但这也会导致胡学文用道德的双重困境(正与反)来建立二元叙事”。我倒是觉得,胡学文最初走上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的,其实是他小说中源自茫茫草原的开阔与洒脱。后来,胡学文迁入都市,其小说似乎不觉间沾染了一些市井间的细弱气,倒显得拘谨起来,不够爽快了。这可能是需要他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曹明霞的小说人物光谱其实并不宽,主要是父母、兄弟、姐妹等家族谱系。但是,她却善于在狭小场地大展身手,不时拿出新作,且常写常新,为读者提供不同的阅读况味。可以说,曹明霞是小说领域一个翻新高手。她的短篇《今生缘》(《中国作家》2015年第12期)讲的仍然是姐妹故事,却与以往不同。过去讲的是姐妹的情感纠结,这回讲的却是宗教信仰。大姐信的是生活教,也可以说是儒教,君臣父子,本分里面求安妥。二姐信的是佛教,茹素念经,因缘果报里面消烦恼。三妹呢,信的是基督,礼拜祈祷,天父圣母怀抱里面求永生。三姐妹会面,犹如三教论辩,激烈过招,最终却谁也说服不了谁。小说语言轻盈,叙述活泼醒脾,却呈现出芜杂的世相和虚空的人心。心灵的虚空与拯救的渴念,让小说的世界充满绝望又不失希冀。刘荣书一段游离又重归写作后,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他今年的创作硕果满枝,其长篇《一夜长于百年》刊发于中国作家2015年第6期,几个中短篇也刊发在重要文学期刊。其中中篇《王国》(刊于《江南》2015年第2期,《小说选刊》2015年第4期选载),讲述了一个关于乡村土皇帝的故事。小说中,回乡军人刘铁骑做了村支书后独断专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社会层面的土皇帝。更值得注意的是,民办老师季宏斌,在村小学一意孤行,说一不二,是心理层面的土皇帝。季宏斌败于刘铁骑之手,结局悲惨。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刘铁骑的影子,精神上并无二致。小说以扎实的叙述把读者引向更深层的思考,也许对于中国来说,罢免具体的某个土皇帝是容易的,可是要祛除每个人心底深处的土皇帝意识就难乎其难了。杨守知作品不多,但出手必是佳作,可谓点射型作家。他的中篇《上访西施》(刊于《当代》2015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4期),讲了一个上访女人与截访男人的故事。上访被设置成背景,两个对立的人由敌视到和解到相恋,戏剧性的角色转换被作者叙述得丝丝入扣,显示出作者过硬的细节捕捉能力和故事推进能力。康志刚外表朴讷而内心细密,一定程度上师承了贾大山的写作风格。他喜欢选一个小的故事断面然后往深处挖掘。其短篇《后花园》(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7期),讲了一个贪官的故事。有意思的是,他设置了一个“迟钝”的妻子形象。贪官贪钱贪色,而妻子却浑然不知。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妻子果然一点也没有察觉?一个看似没有可能的故事,却启发读者深入思考聪明与愚蠢、幸福与不幸的辩证关系。梅驿是一个正在上升的青年作家。她的中篇《班车》(刊于《十月》2015年第5期)属于工厂类小说。某县办企业,大张旗鼓进行改革,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作者借助班车这个窗口,透露了个中隐密。企业内部领导无能而贪婪,员工混沌又软弱,如此的企业自然难以有什么起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工厂外面那条金河所含寓的“饮鸩止渴,进退失据”的荒败景象,给人难以承受的沉重感。唐慧琴擅长讲故事,她的短篇《青 花 小 袄》(刊于《十月》2015年第5期)却做了不同的尝试。这篇小说讲了一个饭局,并没有太多的特别。但是,唐慧琴一改过去重故事的套路,进行了人物心理的铺排和小说结构的拆组,显示了一个作家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2015年,河北还有一些作家作品值得提及,比如清寒的短篇《虚声源》(载《山花》)、叶勐的短篇《那感觉如此神秘》(载《青春》)、裂帛的中篇《密码》(载《长城》)、王海霞的短篇《独自远行的梅丽》(载《清明》)、单杰的短篇《美好生活在夜里》(载《厦门文学》)、唐棣的短篇《在任何孤寂里》、朱阅平的短篇《秧歌老太》(载《中国铁路文艺》),等等,也都各具特点。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评点了。
总之,当下传媒的高度发达与读者欣赏水平的大幅提高,都要求作家不能再满足于新奇概念的搬运,或者新闻报道的复制。作家必须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切实回归说书人的本位,以地道的手艺讲好中国故事。倘若读者有可能从作家的生动讲述中获得一份释放、安慰,甚或汲取到一份认真生活的勇气,那便是文学所能得到的最好奖赏了。
(河北日报2016年1月8日删节刊发)
[转载]夏商周时期的河北
夏商周时期的河北
第一节 夏朝与河北
一、从考古材料看河北
首先对中国王朝体系进行系统概述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一书排序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谱系,即夏、商、周、秦、汉。对于这个谱系,周、秦、汉三朝的存在因为有自公元前841年起的确切纪年和大量的考古材料证实,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并不持怀疑的态度。对于夏、商两代,最初有些学者怀疑它的存在。但自《史记》卷3《殷本纪》所记的商代世系被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以后,商代的历史也已被确认为信史。然而对于夏代的存在,由于至今尚未发现属于它的考古遗址和文物的确证(主要是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学术界仍有分歧,多数人根据《史记》所记商代世系已被证实,推理《史记》卷2《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应当可信;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应该说,后世文献对夏代有明确的记载,夏代只是一个早晚证实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的问题,夏文化依然是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界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的课题。
由于对夏代历史的描述都是后世追记的,对夏文化的探索只能主要依据考古材料进行。考古学界经过多年的研究,多倾向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都在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间与夏代纪年相当,属于夏代文化遗存。[1]河南龙山文化亦称黄河中游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
在河北境内,与夏纪年相对应的考古文化有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类似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上一章已经述及龙山文化在河北有广泛的分布,但可以确定为晚期的寥寥无几,只有沧州哑叭庄第一期遗存等少数遗址属于龙山时代中晚期。[2]即使哑叭庄第一期遗存,因为是龙山文化中晚期,时间稍前,也不一定必然属于夏代。但如果考虑到河北曾经大面积地存在龙山文化,其中有一部分延续到夏代应该是可信的。
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在河北发现很少,可以确定为此种文化类型的遗址,据说只有冀南的下七垣遗址。另外还有称为先商文化的邯郸涧沟、龟台寺,磁县下七垣、界段营,内丘南三歧等遗址,在邢台、临城、井陉、平山、涞水、容城上坡几十处遗址也都发现了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存。[3]这些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存,有相当部分属于夏代纪年之内。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冀北有广泛的分布。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遗址下层而得名。它是从红山文化发展而来,分布范围主要在燕山南北和京津地区。河北张家口、唐山、承德市属地区都处于这一范围之内。如蔚县的庄窠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堆积。张家口市出土有鹿首青铜短剑,唐山小官庄、卢龙、阏各庄、昌平雪山、蓟县围坊、张家园、平谷刘家河等地出土有喇叭状耳环、金臂钏等器物。滦河下游滦南县东庄店、东八户遗址出土的筒腹鬲和罐形鼎,这些遗址、墓葬和文化遗物都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时代上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西周文化,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而文化类型又有别于夏商文化。
夏代时期的河北地区与夏王朝的关系怎样?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对当时河北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只能根据考古材料略知一二。首先,根据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冀北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冀中南地区,可知当时的河北境内主要活动着两大部族:北部是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南部是以先商文化(包括类似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商族部落。不过夏家店下层文化所代表的部族文化并非单一部族,从出土文物看,它应是冀北辽西间这一广大地域的多个部族方国的文化。后来这一带的不少方国部族,如北燕、孤竹、令支、屠何、貊、山戎、肃慎(原在冀北,后向东北迁徙)等,都或多或少渊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第二,在社会经济方面,冀北地区是农耕兼渔猎经济较为发达,从这一地区出土的大量生产工具石斧、锛、铲、凿、刀、镰,骨铲、刀、凿及蚌镰、刀、锯等看,农业已经占主导地位,大量猪牛羊等家畜骨骼的出现,说明畜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大量网坠、鱼镖、鱼骨、龟甲、鳖甲、及鹿角的发现,说明渔猎在当时仍占一定的比例。冀中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与冀北相似,但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也有一些差别,农业经济的成分和比例更大一些,渔猎经济的比例相对小些;生产工具中磨制石器相当普遍,有不少作锄用的扁平长方形石铲和方形厚壳蚌;家畜、家禽饲养中有猪狗牛羊等,尤以猪的数量最多;陶器中有朱、黑、黄、白四色彩绘黑陶。这些都说明当时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水平。
二、从传说看活动于河北地区的部落部族
夏代文字尚未发现,但史籍记载有不少关于夏朝的传说,其中也有的涉及今天的河北。例如流传很广的夏朝开国之君大禹,相传他在即位天子之前,长期从事于治理水患,据说他治理水患的出发地就是“行自冀州始。”[4]上古时期的冀州是一个大区域名,古人说“两河间曰冀州。”[5]当时的黄河在今天津一带流入渤海。两河之间就指作为今陕西、山西界河的黄河以东与下游以西的地区,亦即主要包括今山西和河北地区。传说大禹“行自冀州始”,表明在传说人眼里,冀州是处于大禹的活动范围之内的,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今河北地区处于夏王朝统治疆域之内的历史事实。
传说中还反映了夏朝在河北地区的部落情况。《竹书纪年》卷上:“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这里涉及到了上古时代的三个部落:殷,就是后来的商朝,这时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殷侯子亥就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的七世祖,殷侯微就是上甲微,是商汤的六世祖;有易和河伯都是部落名。上文的意思是说殷侯子亥前往有易部落贸易,结果为有易部落所杀,后来殷侯上甲微依靠河伯部落的武装讨伐有易部落,杀死了有易部落的酋长绵臣。商族部落的情况,下面再谈,这里先说有易氏部落和河伯部落、
所谓河伯,有的传说是河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庄子·秋水》所说“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后人有的解释说河伯姓冯,名夷。“因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有的传说河伯是古代部落和部落酋长,如《竹书纪年》卷上“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及上引就是。清代顾炎武认为:“河伯者,国居河上而命之为伯,如文王之为西伯。”[6]认为河伯是因为国居于黄河之上而得名,类似于周文王称号西伯。可见顾氏认为河伯是部落方国的首领,河伯既是部落首领名,又是氏族部落名。
所谓有易,又称有狄, 《楚辞·天问》有“缗微遵迹,有狄不宁”句,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缗微即上甲微,有狄即有易,说有易“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7]王国维无法确定有易部落的具体方位,推测或在黄河以北地区,或在易水流域。今人多倾向于在易水流域。但易水又有北易水和南易水之分,北易水在今保定地区,南易水则是流经今永年县境的河,[8]不论有易部落是在哪一个易水流域,都在今河北境内。由此可见,有易部落应该是主要活动于今河北境内的古代部落,而与有易部落发生关系的河伯部落、商族部落也都活动于或曾经活动于河北境内。
有易部落,王国维和郭沫若又都认为就是传说中的有扈氏部落,[9]有扈部落,有的传说是与夏朝天子启的同姓,有的传说是启的庶兄,总之应是夏初的一个较大的部族的首领。相传夏禹生前仍然实行禅让制,推举伯益做继位人,但大禹的儿子启的势力比益强大,禹死后,启率私党攻益,强行夺位,同姓部落有扈氏起兵,反对启破坏旧制。启战败有扈,罚有扈族做牧奴。这个故事反映了古代社会由财产公有制到私有制、政治权力有推贤制到世袭制转变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也说明了河北确是夏部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夏代,与河北关系密切,传说材料相对较多的部落非商族莫属。传说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事:
第一事,《世本》记载商族的始祖契居于蕃,封于商。据丁山考证,蕃地“亦可于汉常山郡薄吾县求之。薄吾,战国时谓之番吾……是汉以来蒲吾,战国时皆曰番吾。番、蕃古今字,则谓番吾即殷契所居之蕃可无疑也。”[10]汉常山郡薄吾县即今平山县(城址已为黄壁庄水库淹没),民国时期的《平山县志》说:“嘉阳城距今治十八里,即春秋之蒲吾也。汉于此置蒲吾县”。那么蕃地应在今平山县境内。邹衡就说:“河北平山县北临滹沱河,正是在先商文化漳河型分布区域内,仅就契居蕃的地望来看,丁氏之说基本上是可信的”。[11]契封于商,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王国维说“商之国名本于地名”,那么商在何地?过去多认为在今陕西商州,现在看来传说中商族最初活动的地域应该在今冀中南和豫北。
第二事,《荀子·成相篇》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砥石所在,为今河北元氏、平山一带。西汉时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有石济水东流入水。砥石即石济水与水的混称。昭明是契的儿子。这是昭明为首领的商族曾经活动于水流域的传说。
第三事,《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易经·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丧牛于易,凶”。以上所记为一事。内容是说商汤的七世祖王亥前往有易部落,从事牧放牛羊,而行淫享乐,有易之君绵臣杀王亥而取其牛。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借师于河伯,灭有易,杀绵臣。爻辞所谓:“鸟焚其巢”,意谓绵臣杀王亥之时焚其居宅,“旅人先笑后号”,意谓王亥先逞淫乐,后临被杀而大哭,“丧牛于易”,谓王亥失其牛于易国。上甲微灭有易,在商族后人的心目中被引以为荣,商族人对上甲微的纪念极为隆重。商代依照死日天干来作庙号是从大乙汤开始的,但追赠庙号却始于上甲微,甲骨文中先公先王大会祭均自上甲起始。这说明上甲微灭有易氏,不仅报了世仇,而且占有其财富和族人及其易水领地,因此上甲微也就成为商族后人心目中创世纪的英雄。这是商族与有易部落、河伯部落在河北地区进行贸易、战争或联兵的传说。
商族历史悠久,按照传说,从商的始祖契至汤灭夏,大约有500多年的时间。其间大抵自上甲微以上为神话传说时代,自上甲微进入了有史时代。今日不少学者即认为商的国家形成是在上甲微之世。有关先商时期商族的起源地和早期的活动范围问题,历来争论较大,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在冀中南和豫北一带,甚至有的认为其中心地区是漳河流域。卜辞中有“滴”字,丁山《洹、滴与商虚》一文就说滴水是漳水。滴是水名,故从水,商声。去水则为商,因此,称水名,则为滴水,称族名则为商族,商地就在滴水流域,商人的族称即来源于此。[12]漳河流域与蕃相距不远。那时先商氏族部落,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活动的地区相当广泛,处于黄河入海口三角州地带的河北地区,特别是北易水、中呼沱、南漳水流域成为商族重要的活动区域理所当然。这一观点目前也在逐渐得到考古学界的支持,保北考古队《河北省安新县考古调查报告》一文即根据保定以北发现的先商遗址,认为商文化起源于整个太行山东麓地区,而不仅仅局限于冀南一带。[13]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也指出:“关于商之先世源于河北问题。先商文化发现在太行山东麓的沟谷扇形台地和平原接触区域,大约200米等高线的位置上,和河北龙山文化的发现地相重合。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是自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但遗址发现不多。所谓漳河型的先商文化有邯郸涧沟、龟台寺,磁县下七垣,内丘南三歧。在邢台、临城、井陉、平山、涞水、容城上坡几十处遗址都发现了先商时期薄胎细绳纹高尖足单柄鬲、筋,断面呈三角形足的罐形鼎等。结合古文献记载‘王亥作服牛’和‘殷王子亥宾于有易’等记载,商之先王在河北有较多活动,认为商之先祖起源于河北太行山麓幽、蓟一带,是有一定根据的。大约在距今3700—4000年之间,商之先世在河北平原西部势力强盛,并逐渐向北发展,在京律唐一带和北方强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遇,在冀中南表现为龙山——先商、在冀北表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地点有唐山大城山、任邱哑叭庄晚期遗存等)和先商的顺序。形成了先商和夏下二者交错存在的局面,大概商人的势力从先商到早商约当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涞水富位三期),京津唐一带是商文化发展的盛期。俟后即为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张家园下层,上层和先燕所代替。”[14]
第二节 商代河北的方国部族
一、冀北的方国部族
商族进入中原而又影响中原政治,是始于商汤时代。汤之初兴,以毫(有三说:一说在今河南商丘东南;一说在今河南商丘北;一说在今河南偃师西。)为基地,逐次兼并夏属的部落,继而灭夏,成为中原共主。商朝建立之后,四周仍分布着许多部落集团和小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称其为“方”或“邦方”,如土方、鬼方等。这些方国或部落部族大多分布在商王朝周边地区,也有部分处在商朝的邦畿之内。《逸周书·殷祝》称“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可见当时部落林立,方国之多。商代的疆域,除中原王畿地区外,东到东海,东北至辽东半岛,北至河北、山西北部,西北至河套地区,西及西南达于陕甘四川,南至长江流域,称得上是邦畿千里的泱泱大国。
河北北部为商属的北土之地,桑干河和滦河流域,夏商时就分布于众多的氏族部落,这里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错居之地,部落方国成分复杂,一般来说和商王朝的关系有属有离。河北中南部的易水、呼沱河、漳卫河流域,尤其是今邢台、邯郸地区,属于商的王畿之地,这里的方国和殷商王室的关系密切,如亲如戚。
箕国 箕是商代北部的一个重要部族方国。箕作为部族来源很早,相传夏代时就有箕伯,《路史·后记》称:“夏之世有箕伯、直柄……箕伯之后,箕子事纣。”箕子名胥余,[15]后人说他封子爵,国于箕。箕子以商朝大臣事纣王,屡见于先秦史籍,《史记》卷3《殷本纪》、卷4《周本纪》、卷38《宋微子世家》说他因谏阻商纣王不听,“乃详狂为奴,”并遭到纣王的囚禁。武王克商后,将箕子释放,而箕子“不忍商之亡,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16]箕子北奔朝鲜,从此定居下来。
箕子封国所在,郑樵《通志》卷26《氏族略》称:“箕氏,子姓,箕子之国。商畿内诸侯。杜预云:‘太原阳邑县南有箕邑’,隋改曰太谷,今隶太原,武王克商,改封箕子于朝鲜。其地后为晋邑。”[17]这是认为箕国在今山西太谷。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则认为太谷之箕邑乃春秋时期晋国新封之箕氏,商代箕子之国当在今北京市,即古蓟城、蓟丘范围内。理由是:箕与蓟、古音相同;商族的始祖契之子昭明、远祖王亥曾长期活动于今河北地区的水、易水流域;北京地区一带出土过一系列与箕国有关的带铭铜器,如清朝末年北京卢沟桥曾出土过商末周初的“亚”铜一件,近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周初墓中出土了“亚”铜鼎,辽宁喀左北洞沟和马厂出土了“侯亚”方鼎,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墓中出土有带“其”(即“箕”)字的有铭铜戈等。[18]此外,河北迁安县夏官营镇马哨村小山子商代遗址出土有铜鼎、铜簋,铜簋,内底铭文释为“箕”或“其”。[19]上述铜器当与商末箕子被封的箕国有关。周初的蓟邑可能就是商末箕子封国的所在。[20]先秦时期,北京地区和冀北地区与辽东、朝鲜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早就存在非同一般的关系,箕子之所以北奔朝鲜,也显示出箕国与辽东、朝鲜邻近,箕子先世与朝鲜关系密切,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箕国就在古蓟邑、今北京市一带。
燕亳 燕亳即北燕国。《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记有周景王遣特使詹桓伯向晋平公说明周初疆界的一段话。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我北土也。”[21]所谓“肃慎、燕亳、我北土也”一句,以往的断句都作“肃慎、燕、亳、我北土也”,将“燕亳”一分为二,分别作为两个方国,例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就是如此断句。但是在涉及“燕、亳”的解释时,都认为“燕”就是北燕,亦即召公所封之燕、战国之燕。而“亳”的地望则不知所云。近年,学术界多趋向于将“燕亳”作为一个地名,如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即指出“燕、亳”的断句法不对,认为“燕亳”就是传统所说的北燕,推测燕亳一名在商代已经出现。[22]已有学者指出,商族人好将都城称之为“亳”,不仅中央王朝首都使用,诸侯方国的都城也使用,“亳”在商时作为地名者不止一处,例如陕西的杜亳,商丘的南亳、北亳,偃师的西亳,郑州商城的“商亳”等。所以陈平提出燕亳即北燕的见解较有说服力。
燕亳多简称为燕。在甲骨文中,“燕”写作“”。商代燕的地望,应该与周初召公受封之地的燕有联系,现在学术界已经公认今北京市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的初封地,琉璃河遗址虽以西周文化为典型,但同时又包括商周两代的文化,所以这里很有可能也是商代燕的所在地,陈平直称商代的燕亳就在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址。[23]
燕亳为商的北部方国,这里正当河北北部,其国君是商王室所封,还是自身产生,均不详。但其所处地域内的属民成分很复杂,这可从该地的考古发掘得到证实。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分布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其文化内涵比较复杂,有商文化又不等同于商文化。它可能是生活在当地的几个族的文化遗存。商的北部边界大约在拒马河以北至永定河一带,燕亳统治的中心区域则大约在易水流域。
古燕国和商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甲骨文中有“来”、“妇”、“贞,乎取白马氐”等契刻。来,指国人到商王朝来;妇,指国之女嫁于商者;地产白马,可能以白马作为向商王朝交纳的贡物。1977年8月,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发现一商代墓葬,出土随葬器物40余件,金、铜、玉、陶四类。值得注意的是青铜礼器的造型与纹饰,具有鲜明的商代特征,小方鼎的形之、花纹与郑州出土的2件大方鼎近似;兽面纹鼎,具有郑州二里岗期上层器物特点;铁刃铜钺与藁城台西村出土的一件基本相同;人面形铜饰与安阳西北岗出土的人面铜饰相同;在陶器碎片中发现有黑色磨光陶片。刘家河墓葬文化年代,约当殷墟早期,可能是燕亳或其附近方国的文化遗存。[24]
土方 在冀北承德一带,东至今辽宁省朝阳市。[25]武丁时期的卜辞多有关于土方的记载,如“土方征于我东”,“土方侵我田”,“土方于我东载二邑”等,,即边邑。土方是一个赫然强悍的部族,在武丁时期多次与商王室兵戎相争,武丁之妻妇好曾就领兵征伐过土方,据卜辞所记,动员兵力多达五千人。甲骨文中有“供人呼,伐土方”、“登人三千伐土方”等辞。“供人”就是征集人,呼,就是命令。征集三千、五千人伐土方,表明当时战争规模很大,同时也说明土方势力不小,是一个较大的方国。此外,在商之西北(今晋、陕北部一带)还有一个#(上工下口)方(一说即鬼方)也不断犯殷“西啚田”。商武丁对方的征战,其兵力的调发,主要沿太行山东麓北进出井陉孔道,到达方所在地的冀西北和晋北一带。
土方和方是武丁时期崛起的强大游牧部族,成为商王朝北土的最大边患,从甲骨文卜辞看。殷商在与土方和方的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武丁战前有临事而惧的表现,贞卜的记录远及商的先公王亥、上甲、示壬,先王则自成汤以下的灵位都贞卜到了。武丁是殷商王朝鼎盛时期的一位杰出领袖,他尚且临战而惧,足见土方、方的强大以及对商朝威胁的严重程度。
孤竹 商代的孤竹有孤竹国与孤竹城之分。孤竹国是指包括今冀东、辽西和内蒙一部的商代方国,其疆域范围大约是“西南起自今河北迁安、卢龙;沿渤海北岸东抵辽宁兴城;北达辽宁北票和内蒙敖汉旗南部。”[26]是一片横跨长城内外的大区域。孤竹城仅是孤竹国的一座城邑,是孤竹国的政治中心,位置在今卢龙县境。[27]
孤竹国的族姓,史籍文献的记载混乱。据学者研究,其君姓墨胎氏,在古文献中也称作墨夷氏、目夷氏。[28]《史记》卷3《殷本纪》又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目夷氏既然出自子姓,孤竹当然也是子姓国,是商代的同姓诸侯国。孤竹国君的世系,早期情况已不可知,商代末期的几位国君可以根据出土铜器考知。1973年,在辽宁喀左县的北洞,先后发现了相邻近的两处青铜器窑藏,出土的一件涡纹的铜,从形制看属商代晚期,该器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这件是有关孤竹国的一项重大发现。北洞有“亚微”,其他三件还有“亚宪”字样。金耀《亚微罍考释》一文经过考订认为:孤竹自商初成汤初封至殷末仅传九世;伯夷之祖父日名为父丁、名竹;其父名初,字子朝,金文名亚微;伯夷之弟、末代孤竹君名凭,金文名亚宪;孤竹铜a(左中右结构,左为上下结构,上为“夕”,下为“布”;中部同左部;右部为“攵”)鼎铭中有人名曰智,这就是称名为智或致的叔齐。[29]由此可见,孤竹国第七世国君是竹,第八世是亚微,第九世是亚凭。
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竹”、“竹侯”的记载,如《甲骨文合集》3324有“竹侯”,23805有“丁丑卜,竹贞”、《殷墟书契前编》2、37、7有“卜竹曰其于丁牢”等字样,[30]反映出孤竹国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
孤竹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伯夷和叔齐,司马迁在《史记》卷61专门为他们列传,称《伯夷列传》。传称伯夷、叔齐兄弟俩,是商周之际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兄弟相互让国,及至周武王伐纣,他们进谏劝阻,武王不纳,他们便逃至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这个故事意在赞颂伯夷、叔齐饿死不变初衷的忠贞,但由此可见孤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非同一般。前文已述,金耀考订认为孤竹铜a(左中右结构,左为上下结构,上为“夕”,下为“布”;中部同左部;右部为“攵”)鼎铭中称名为智或致的就是这位叔齐。
此外,河北卢龙东各庄商代晚期墓出土有鼎、簋、弓形器等青铜器物和金腕饰,与喀左窑藏铜器联系起来看都属于古孤竹国文化。孤竹国的范围处于夏商以至春秋时期的考古学上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带之内。卢龙双望发现过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蓟县这类遗存更多。这类考古遗址当有不少是商代孤竹国留下的文化遗存,
另外,从甲骨文刻辞看,渤方与燕山下的子幽、子渔相近,说明燕山——渤海湾之间可能并存三个殷商子姓方国,分别是子弓、子幽、子渔的封国、商族在立国之前曾长期是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不断流动迁徙,但这些流动和迁徙不一定都是整族迁移。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支脉的繁衍,迁徙过程中必然会有部分支族留居原地。这或许就是上述三个方国并存于冀北的历史原因。
其他方国部族 金岳《桑干河天鼋族方国考——兼论先燕民族文化》根据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认为桑干河流域还建立过黄帝子宗姬姓的鼋族、启侯、族、马方,和黄帝子宗祁姓的祁侯等五个方国部族。冀是这几个方国新立的共同族名。[31]此外,史籍还记载有一些小封国或方国,如《太平寰宇记》卷70称河北道平州卢龙县有“黄洛城,殷诸侯之国,”《路史·国名纪》称幽州的范阳有“范(国),”燕之西境有“徐卢国”;并称还有登北国,“国在巨燕之南,倭之北,属燕。”以上二书均晚出,所记材料太少而又零散,是否可靠,尚有待考古材料的证实。
二、冀中南的方国部族
易水流域诸方国 易水流域诸方国有唐国、锸方、逆方和省、二邦族。这些方国邦族都见载于甲骨文。如唐国,第一期卜辞有“唐人惟侯唐”、“唐不惟侯唐”等,可知商代唐国首领称侯。商代侯唐可能还在商王室任职,卜辞尊称其为“亚唐”。唐人称其嗣君为唐子,以武丁时期(公元前14世纪末,武丁为盘庚迁殷后的第四代王)卜辞多见,如“侑于唐子”、“唐子;贞:唐子伐。”较晚时期的有“唐子、祖乙”爵,可证商代一直称作唐子。商王室与唐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殷王常到唐侯国,卜辞有“今春于唐。”商王还去唐地巡狩田猎,卜辞有“王狩唐”、“田于唐”等。商王朝常派使节去唐国,卜辞有“使人往于唐”。唐地曾出现过灾害,商王室曾为此贞卜而乞求上帝,商王室还帮助唐国修建城邑,卜辞有“作大邑于唐。”商王室也和唐国发生过冲突,商王室甚至动用武力征服,卜辞有“贞,征唐;贞弗其征唐。”唐国的地望,在今唐县北的古唐城。锸方,第一期卜辞有锸方,锸人等,是商代的方国,在今房山、涿州之间的桃水流域。逆小方,传世铜器有《逆鼎》,早期卜辞有“逆方”、“逆小方”,首领称作“逆子”。逆人在王室还担任司法职务,卜辞有“令逆典正执。”地望在今顺平西南。省伯,为商代方邦之一,地在今晋州市偏东北。伯,商代方邦之一,地在今保定南部。金岳《易水天鼋方国考》认为这些方国邦族都是黄帝天鼋族后裔,他们和桑干河流域、燕山北部的天鼋氏族裔方国,共同形成了商王朝在北方的重要屏障。[32]
邢、井方、邢国 邢在今河北邢台市一带。这里位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台地,适于古代先民生存繁衍。早在商代前期,商族就曾在这一带活动、建都。《世本》和《史记》卷3《殷本纪》都说商王“祖乙迁于邢”,《尚书序》也说“河甲居相,作《河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祖乙迁于邢”的“邢”和“祖乙圮于耿”的“耿”,实指一地。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祖乙迁于邢”时就说:“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司马贞是唐代人,说明当时邢和耿的读音相同,他所见到的《史记》版本有的就写作“祖乙迁于耿。”
关于祖乙迁邢的地望,过去争论较大,除了如《通典》卷178邢州条所云“古祖乙迁于邢,即此地,亦邢国也”之外,或有认为在今山西河津县的,[33]也有认为在今河南温县的,[34]还有认为在今山东定陶的。[35]近年来,学者已多倾向于认为邢在今邢台市一带,《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所收录的傅振伦《殷帝祖乙迁都邢台说》、李民、朱桢《商代祖乙迁都考辨》、孙淼《商都迁邢考析》、周《祖乙迁徙地望初考》诸文,[36]从史籍文献、考古材料以及古文字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考释,一致认为邢在今邢台市一带,认为这里已经具备了建都的条件。此外,新中国建立后至现在,仅在邢台市郊就发现了贾村、尹郭、曹演庄等10余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黑色夹砂陶片、卜骨和石器、铜器以及建筑遗址、制陶场区等,证实这里的商文化遗址范围广、规模大,是早期商文化遗存丰富的主要地区之一。这种先商文化较为集中的考古现象,提供了商王祖乙迁都于此的佐证。
当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后,邢地又是商属方国井方的所在地,纣时为邢侯的封国。
井方不见于史籍而见于甲骨卜辞。据介绍,甲骨卜辞中明确可判定有“井方”的材料共5条,分别是:
1、癸亥卜,贞,井方于唐宗。(郭沫若《甲骨文合集》1339)
2、□辰卜,贞,方执井方。(容庚《殷契卜辞》624)
3、己巳卜,贞,(方)方执井方。(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3044)
4、己卯卜,贞,井方其寇我戊。(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1980)
5、勿呼从井伯。(《善斋》藏拓本)
与井方相联系,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带“妇井”或“妇”字样的卜辞,如《甲骨文合集》6585正有“贞,勿呼妇伐龙方。”一般来说,卜辞中所见妇某者,某是其所来自氏族的省称,由于是女子,故某字多从女字旁,为形声字。“妇井”或“妇”即是来自井方的女子。
据专家对有关井方和妇甲骨文的研究结果,可知井方活动时间自商王武丁时期至武乙、文丁时期,历时一百多年。其方位大约在殷商王畿的北部,即包括今邢台地区在内的河北南部一带,活动范围常常超出邢台地区。井方曾至成汤宗庙举行过祭祀,与商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一直是臣服于商王朝的诸侯,首领称作“井伯”。妇可能是商王武丁之妻,至少是通过联姻或进献的方式进入商王室的诸妇之一。她在王朝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曾经征伐过龙方,主持过祭典,拥有个人领地,其地位和权势不亚于以征战闻名的妇好(商王武丁的另一妻)。商王朝对井方的安危非常关心,曾经卜问是否被叫方的方国所执,是否与戊发生过战争。井方周围还有一些其他氏族、方国,这些氏族、方国都与井方为邻或相近。除甲骨文外,在井方活动的范围内,还发现有众多的商代文化遗址,如今邢台地区的七里河、沙河、白马河、泜河诸水系,散布着曹演庄、东先贤、胡家营、柴家庄、百泉、青介、沙窝、北小霍、丘底、南三歧、沙丘等众多的遗迹点。出土有石器、骨器、蚌器、铜器和卜骨。这虽然无法断定全部属于井方活动的遗迹,至少有一部分与井方有关。可以说,井方是商代后期今河北南部,主要活动于今邢台地区的重要方国。[37]
此外,甲骨文还提供了从“井”字到“邢”字的字形演变踪迹。其字形出现的顺序是:作为商代地名和部落方国所在地的“井”字最早出现(这可能与此地多泉又易于掘井有关);接着便是表示来自井方女子之名的“”字出现;然后才是表示井方族居之地的“”字出现。在甲骨文“”字的基础上,最后演变成了一般书写体的“邢”字。[38]
邢国作为商代的封国,明确见载于《汉书》卷20《古今人表》和《帝王世纪》。《古今人表》记有“邢侯”一名,《帝王世纪》称“邢侯为纣三公,以忠谏被诛”,《元和郡县图志》卷15亦称邢州是“古邢侯之国,邢侯为纣三公,以忠谏被诛。”这里的邢侯与原来的井方是什么关系,不详。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邢侯之国至迟在殷纣王时期已经出现,应是商王朝的封国。
方国 这里的方国是指方侯之国。相传唐尧时期已有方国,《路史·国名纪》说:“方、方国,帝尧时有方明”。商朝方国的情况,甲骨卜辞屡有记载,其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记载方国征伐其他小方国的情况,如“方弗截人”、“方征于寻”、“方征于吕微”、“方其敦见何”、“方其征于门”、“方……其征印”等,显然这是方国对寻、、吕、微、见、何、门等部族的征伐;二是记载方侯受商王的节制,奉王命行事,如“方其大出,七月;勿令方归,八月;己卯卜贞:令归”等即是;三是记载方侯和商王室的矛盾冲突,如“今春王征方”、“王惟伐方”、“王循伐方”等,时间在武丁到乙辛时期。可见方国与商王室的关系是若即若离,有时是和平交往,奉王命行事;有时是兵戎相见,遭到商王的亲征。
方国的地望和范围,《路史·国名记》引《周书》称“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内”。所谓“圻内”是指方国位于商朝的边界之内。但这一范围过于宽泛,并无助于确定其具体地望。金岳《滹沱河商族方国考》一文综合甲骨文材料,认为“方侯曾活动于河南的郑州,淇水和河北的沧县以北,河北的正定、唐县东北相邻地区,而其地望也当在这个地区范围之内。”[39]战国时期燕国所属之方城就处于这一范围之内,《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称:“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县南十七里”。[40]一般认为这个方城就是商代的方国故地(今固安东南)。另外,商王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还记有方侯参与“大示”的内容,如“于大示告方”,“于大示告方来”,“自上甲临大示”,“方其祝商甲”等。所谓“大示”,也称北示,是对王亥、上甲微商先王的祭祀,其祭祀的中心地在“幽宗”,即渤海北大幽国幽侯所在地,是商族在北燕地的宗祠中心,方侯到幽宗参与祭祀商先王,说明方国所在当与此地相近,这符合今固安靠近古幽国幽侯所在地的特点。
北方 商代武丁时期,北方是商朝的属国之一,甲骨文中有关于对北方农业状况的贞卜,如“北方受禾”、“呼忝于北,受年”等。商武丁贞卜北方年成的好坏,意在关注向王室贡纳的多少。但到商武乙、文丁时期,北方可能已经叛离。方国对殷商的叛服,是以商的盛衰而变化的,盛则服,衰则叛。从商武乙、文丁时期甲骨文“呼田来北”、“北方其出”、“众不出”的卜辞来看,商王室极为关注北方的动态。卜辞中含有商王畏惧北方出来之意,这表明商和“北方”间的对立,也表明此时的北方已是商王室北部的边患了。
北方的地望,武丁卜辞说是“在北”,即商王朝的北土。北土方位,据杜预《春秋释例》说:“北土,燕代之属。”燕属北土,故《左传》称北燕,代也属北土。北方当在燕西代南,今涞水县一带。燕国尖首币有“北”、“非”等币文,币文的“北”当与殷周时的北方、北伯有关。北方既是方国,其首领应称为“伯”。清光绪年间在涞水县张家湾出土几件青铜器,旗帜一鼎一卣皆有铭文,鼎为北伯鼎,与易县燕下出土的“北”、“北邑”币文相近,可知币文与北伯器铭文相合。北伯铜器说明,这是商代“北方”的后人在周初称伯于北方故土的。北伯器中的“北伯灭”和“北伯邑辛”二人。应是周初两代北国领袖。北伯灭铜卣(现藏美国波斯顿),陈梦家考订为成王时器,而北伯邑辛在康王之世。由此可知,殷代的“北方”和周初的北伯同为一地。北方、北伯约是王亥、上甲微在灭有易氏之后,其后裔在此建邦立业兴国的。周公平叛后,纣子武庚北奔大约是逃往这里。商时北方和周的北伯同为一国一地,后为燕国所灭而归于燕。[41]
曼国 商王武丁曾封季父曼于河北,称曼侯。甲骨文所见有关曼的卜辞共30余条,其中武丁时期的5条有较丰富的内容,如“壬戌卜,争贞,乞命曼田于先侯”;“命曼垦(田)于(先)侯”;“己酉卜,争贞;共众人呼从曼,古王事,五月”;“曼入二”;“己亥卜,……妇井于曼”。内容是问要否命曼去先侯地区田猎;命曼侯去先侯地区开垦农田;召集“众人”命其从曼勤劳王事;曼人向商王进贡二龟;卜问妇井在曼地是否杀牲之祭。这里的“曼”显然是指以“曼”为代表的曼族,是一个部落实体存在。丁山认为甲骨文中的“曼”,即汉代属真定国的绵蔓。战国时的“蔓葭”也即此地。其故地在今河北鹿泉市北。这是一个南与井方相邻的小方国。[42]
又国 早期史籍不见此国的记载,系据近年的考古发掘而得知。1991年6月至12月,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定州市西北郊的北庄子商代墓群进行了钻探发掘,发现墓葬108座,发掘80座,其中商代42座,大型墓为10座。出土的青铜器比重较大,共274件,陶器很少。这批墓葬排列有序,制作规整,等级森严,普遍流行着残酷的殉人、殉狗制度,随葬品亦较丰富,显然在商代非一般平民所拥有,发掘者认为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奴隶主贵族墓群,而且是方国贵族墓群。
关于该方国之名,铜器鼎、觥、爵、戈上多铸有铭文符号“×”,形如双目中间一手持利器,大同小异,显然是是族徽或方国之名。对此铭文的解释,《啸堂集古录》中录有一例鼎文,释为“瞿”字,《金文编正续编》中录有六例鼎、觚、觯、戈等铭文,归之为图形文字之列;《文字源流浅说》释之为“×”,即旧体“贤”字等。因一件铜器上铸有“又”,因此有的学者径称此方国为又族。[43]定州应是又族的封地。据介绍,定州这批墓葬从总体上观察,无论从其墓葬形制,埋葬制度,或者是铜器、陶器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都显示出和商王朝中心一带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商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其墓葬年代约当殷墟二、三期,因此知是商王畿北面的一个诸侯方国。[44]
渤方 渤方是商族滨渤海地区的古老部族之一,武丁、武乙时期的甲骨文卜辞有“咸截渤”、“其截渤”和“弗截渤”刻辞。显然“渤”是作为方国之名出现的。据相关的卜辞得知,渤方为殷室子弟“子弓”的封地。是商族的子姓封国,《潜夫论·志氏姓》即说渤氏为子姓。其地理方位在今山东泰安县以北,临淄县西北,河北诼县以南,雄县以东,政治中心约在今沧州市区一带。
渤方既为王室子弟封地,自然商王室对渤方极为关注,武丁时期的贞卜刻辞中就有“渤受年”、“渤不其受年”的贞卜,卜问渤方的收成如何;有“师般在渤”的刻辞,意谓派有军事首领在渤方驻守;有“王征召方,在渤卜”的刻辞,意谓王师在渤地谋划对方国的征讨;有“王……奠、王循、王其往,观于渤日”的刻辞,意谓殷王来渤方进行祭奠、巡视、观日出等重大活动;还有“妇井于渤”的刻辞,意谓妇井来渤地,这可能是陪伴武丁来渤地的。这位“妇井”就是井方之女远嫁到商王室的妇。[45]
此外,冀中南地区的方国部族还有邢台西南的苏氏部族。磁县的受氏和启氏部族,藁城的朵氏部族,正定的a(上下结构,上为“庚”,下为“内”)氏部族,新乐的氏部族,赵县的圉氏部族等。这些部族的名号、徽号仅见于出土文物,详情无从得知。再者,商代方国部族与商王室的关系如何,因限于材料而无法弄清,例如冀南地区起码有好几个方国部族,但史书又记载说商末的邯郸及沙丘(今广宗县西北大平台)一带建有许多商王室的离宫别馆,《史记》卷3《殷本纪》就称商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如此看来冀南一带又是商王朝的京畿之地,是商王和贵族田猎、游乐的地方。那么方国部族与京畿之地是什么关系,也无从得知,
第三节 商代河北的社会与经济
一、社会结构
关于商代的社会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分歧很大,过去多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研究商代的社会性质,这不是本书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本书的任务,下面我们依据通行的观点,结合本地考古发现的材料,简要概述一下有关商代河北地区的社会结构情况。
在商代,统治阶级是奴隶主阶级。从最高首领国王到王以下诸子、诸妇、太师、少师及地方邦伯、侯等“邦伯师长百执事”,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奴隶主阶级。奴隶主贵族平时居住华丽的宫室,使用贵重的青铜、玉石器物,生前歌舞饮宴,死后建造宏大的陵墓,杀祭奴隶殉葬,是寄生性和残暴性特强的剥削阶级。具体到河北境内,奴隶主阶级则是方国、封国的诸侯和其他贵族,如文献所记载的邢侯比干,各地考古发现的青铜礼器的所有者,台西遗址豪华宅舍的居住者等,都属于奴隶主阶级之列。
被统治阶级有平民和奴隶。平民是劳动阶级,地位高于奴隶,可以按井田制分得一小块土地从事耕种,但政治上、经济上都隶属于贵族。河北地区的这类平民多数难以直接从考古遗址上辨别出来,但仍有部分可以间接判明。例如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有墓葬112座,其中有殉人的9座,有铜器随葬的17座,殉人墓与铜器随葬墓如何配合,不详。据报道,有奴隶殉葬或随葬品较多的只有12座。那么即使有铜器随葬的墓主都算作贵族,总数也不过17人,其余95个墓主应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平民身份。[46]
奴隶是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他们不仅生活得不到保障,生命也随时可能为奴隶主贵族所剥夺,成为贵族的殉葬品或祭祀活动的供品。河北地区也发现奴隶存在和被杀殉、杀祭的事实。藁城台西和定州北庄子墓葬中都发现有人殉和人祭的遗迹。台西9座殉人墓葬中发现11具殉人尸骨,年龄多是20岁上下的男女青年,也有少年儿童,多数被捆绑手脚,少数受过刖刑。一座贵族居住遗存内发现3具建房时杀人祭祀的尸骨,另有4个人头骨。定州北庄子墓群的贵族大型墓也发现殉人。这些被杀者应是奴隶。
奴隶不仅用于家内劳动,更重要的是使用于生产领域。河北的考古遗址就发现了奴隶用于农业生产的迹象,这在磁县下潘汪商周文化遗存中有所反映。下潘汪遗址发掘出半地穴房屋5座(编号下F2一6),灰坑242个。灰坑内有3具人骨架,其中2具是俯身倒缚两臂,1具身首分离。灰坑内还有无头马架2具和大量的生产工具。房子除F4外,其它都是半地穴式,灶设在屋外,房子门向不一致,也无遗物。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房屋可能是奴隶在田地上的临时住所。即西周时期称谓的“庐”。《汉书》卷24《食货志》有云:“在田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邑。”可见奴隶在“庐”要居住春、夏、秋三个季节,完成播、管、收三大农事。下潘汪遗址田庐的居住者应该就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奴隶,房外之灶可能是他们个人烧饭的灶火,灰坑中的人骨架和牲畜遗骸应该是祈年、祭社一类活动中被残杀的奴隶和宰杀的牲畜。至于下F4号房,其面积近10平方米,出土有鬲片、蚌刀、蚌锯、骨削、纺纶和兽骨,还有一枚贝币,表明F4号房主不是奴隶,大约是监管奴隶劳动的“小耤臣”之类。
由于资料的限制,有关商代河北社会结构的情况只能作如上的简单描述。
二、社会经济
商代河北的社会经济总体上说属于以农业为主体,兼有游牧和渔猎的经济结构,但这一结构在地理上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燕山以南地区主要为农业经济区,同时兼有游牧经济和渔猎经济;燕北和坝上高原地带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地区。社会经济的构成是农牧兼有而以畜牧业(包括狩猎)为主;海河下游地区和滨渤海地区也是农牧兼有而渔猎经济的成分占有优势。
农业 我们已经知道,今河北中南部一带,早在商代以前就是我国比较发达的农业区之一。今武安磁山七千年前就有了谷物种植和家畜的饲养,今磁县下潘汪、界段营,永年台口村、邯郸涧沟等处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石器农具、日用陶器、房屋基址等,都反映了先民们从事农业和进行定居生活的状况。河北商代的农业经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的。
河北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根据考古材料分析,主要是石器,其余是骨器和蚌器。此外肯定还有木制农器。因木器农具不宜保存,所以考古发掘不见有木器的出土。在石器中,农具的种类以石刀、石镰、石铲数量居多,此外还有石斧、石锛等。石镰和蚌镰是收割和除草工具,石铲是翻土工具,石斧是砍伐工具,利于伐木开荒,石锛是加工木料的工具。木制农具使用的历史相当悠久,延用的时间也很长,不仅在古文献中有相关记载,而且在民族学资料中也存有相应的实例。据文献记载,最早的木制农具之一是耒耜,耒耜就是在一根长木的下部绑上横木,以脚踏横木翻土,甲骨卜辞中有“”字,字形犹如人踏耒起土。甲骨卜辞中出现“”字,反映了当时这种农具使用的普遍。商代的河北虽然发现许多金属器物,如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等,也发现了铜铁合铸的器物,如藁城台西遗址的铁刃铜钺,但青铜是贵重金属,还不可能用来铸造农具,铁刃铜钺的铁刃部分是以陨铁加热锻成的,陨铁的来源奇缺,更不可能用于农具。所以这一时期尚未发现铁器农具。
河北的气温和土质适宜于种植禾、麦、黍、稷、粟等农作物,磁山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粟,证实谷子的种植在河北有悠久的历史;卜辞中有“我田有麦”、“我田有稷”等语,这虽不能断定是确指河北的农田作物,但由此可见当时的河北平原上已经有了一块块的田畴,分别种植麦、稷等五谷了。河北商代的墓葬中发现众多的青铜酒器,如爵、、卣、壶、尊、觚等。这些酒器种类的繁多和数量的巨大,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祭祖、敬神对酒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饮酒成风。这些器物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自然是贵族,但酿酒的主要原料是黍稷,大量的酒类消费必须要有一定的农业基础支持才行。《史记》卷3《殷本纪》称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巨桥仓故址在今曲周县东北古衡漳水东岸,仓侧水上古有大桥,故名巨桥仓。[47]这个粮仓收藏的粮食应主要来自河北。周灭商后,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48]可见巨桥仓储粮之多。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商代河北农业谷物的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农业领域生产关系的情况,学术界的看法分歧很大,过去多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资料过于缺乏。下面我们依据过去通行的观点简要概述一下有关商代河北地区的生产关系情况。概括说来,原始社会的那种土地公有制在商代已经转化成为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农业生产采用井田制。井田主要为王室和地方奴隶主贵族所掌握。从河北的情况看,今邯郸南北一带,为殷商的王畿之地,这里南距朝歌,北至邯郸、沙丘(今广宗县西北大平台),皆为商王的离宫别馆,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49]是商王室直接管理的农田、苑囿、猎场。商代占卜农业生产活动的刻辞有“我北田不受年?”等语。“我北田”应指王室所在都城北部的农田,即今豫北、冀南一带。冀中、冀北一带的农田,可能是由各方国诸侯和部族首领直接管辖。井田制是各级奴隶主贵族榨取奴隶劳动的经济形式。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一般是在奴隶主和其“小臣”的监督下从事集体劳动的,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王大令众人田”。[50]“田”,就是协同集体耕作。甲骨文中还有“田”的记载,“田”,即是开垦田地。(甲骨文“”字,于省吾认为是“垦田”的“垦”字。[51])张政把“”字释为“裒”,认为“裒田”即开荒的意思。[52]田的象形字在甲骨文中作田、a、a等形,这些甲骨文的字形都反映了商代奴隶们在农田上劳动的情况。
农业生产在商代河北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郭沫若曾说:“根据卜辞的记载……不仅农产品的种类差不多应有尽有,农业的副产品如蚕丝、酿酒、工具如仓廪等屡见不鲜;它如观黍、祈年、祭社、求晴雨等;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项都成为王者所必须经常亲自举行的大事。故我们可以断言,农业生产已经是殷代生产的主流”。[53]这虽是就商代整个状况而言的,但也同样适用于河北,
畜牧业 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河北地区的畜牧业也获得了发展,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在燕山以北地区主要是游牧,在冀中和冀南地区主要是家庭饲养。燕山以北地区的畜牧业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成分;畜牧生产者的主体是游牧民族;他们居无定处,逐水草而徙;燕北山间丘陵地带发现的墓葬中多有游牧民族使用的匕首钢刀、羊首小型钢剑、钢饰耳环和殉葬的犬、马等,就是这些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的反映。冀中和冀南地区的畜牧业主要是作为该地区农业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管子》卷24《轻重戊》称商朝的先祖“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所谓“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的圈。“立皂牢,服牛马”正是家畜饲养方式的反映。这虽然是追述家畜饲养方式的起源,但同样能够说明河北地区家畜饲养业生产方式在商代的现状。在商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已经发现的家畜家禽的骨骼有马、牛、羊、鸡、犬、豕等。说明后世所有的家畜家禽,商代时期都已经具备。中国传统的家庭畜牧业生产方式和种类结构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
渔猎 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作为农牧业经济的补充,在商代的河北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刚脱离原始社会不久,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的传统依然顽强存在。而且河北属于黄河下游地区(黄河流经河北平原于今天津一带入海),当时还保存着不少的原始森林、草地和河湖沼泽,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动物,这为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提供了天然的优良场所。藁城台西遗址的陶文中有“鱼”字,磁县下七垣遗址、邢台市曹演庄遗址中出土有龟腹甲、内丘县南三歧遗址中出土有骨鱼钩,定州市北庄子墓葬中发现有弓形器、钢镞和戈、矛兵器等,这都是商代渔猎经济的反映。当时捕鱼主要用网罟,也兼用矢射等方法。狩猎除使用弓箭、刀矛外,还使用网罟、陷阱等方法。冀南“沙丘苑台”,大概为商王室贵族的狩猎禁区,所以“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商王和贵族的狩猎规模往往很大,多采用焚烧草木以逐出野兽,而后乘车合围以捕捉的方式,这种田猎既有捕获猎物的经济意义,同时还具有作战训练的军事意义和消遣游玩的娱乐意义。一般的平民和奴隶,在农业劳动之余,也从事一些野生植物的采集和禽兽、鱼类的猎捕,以维持自己的贫困生活。
手工业 在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代河北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表现在:第一,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专业分工已经相当细密。磁县下七垣商代遗址发现有陶窑两座,为圆形竖穴式窑,下面是火膛,上面是窑膛,中间为窑箅、火眼,箅上置坯。显示已有专门的陶器作坊。制陶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再如藁城台西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丝麻织物、漆器、陶器及原始瓷器、骨器、玉器等。这些器物都非常精美,不可能出自非专门工匠之手;有些器物的制造,如铜器的冶铸,既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又需要有简单的协作,不可能由一家一户完成,这表明,当时的台西已经有了专门从事铜器冶铸、丝麻纺织和漆器、陶器及原始瓷器、骨器、玉器制作的各类手工业作坊,手工业已经具有了多种行业。专业分工的细密不仅表现在手工业已经分离出多种行业部门,还表现在每一种行业内部的分工也很细密。例如台西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既有礼器和兵器,还有食器、工具及车马器等,至少说明铜器冶铸的行业中还存在礼器冶铸、兵器冶铸、食器冶铸等的分工、而大量铜器的冶铸必然还存在制作过程中的各种工艺分工。尽管这一点在出土铜器上无法直接看到。
第二,手工业生产的工艺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铜器文化是商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种类和数量繁多,使用范围空前扩大,而且冶铸的工艺技术也日趋成熟。这在河北方面同样得到体现。河北有不少反映金属冶铸技术和工艺水平的珍品。如藁城台西112号墓出土的铁刃青铜钺,经鉴定铁刃部分是以陨铁加热锻成,表明中国早在公元前14世纪时对铁的性质和作用已经有了认识,开始利用陨铁制造器物,并掌握了陨铁锻制和铁刃与青铜浇铸在一起的包套技术,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大进步。磁县下七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纹饰造型极精美。定州北庄子商墓出土的青铜器物,装饰画面以平雕饕餮纹和兽面纹为主。邢台曹演庄、卢龙东阚各庄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繁富的纹饰,兽面纹、夔纹、龟纹、云雷纹、乳丁纹等,有的器表还附加有兽首装饰如牛头、龙头等。一般青铜器的制作,须经过选矿、配料、加锡、选模、铸范、修饰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需要具备有高度的技术水平才能制成。上述复杂器形和纹饰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当时河北金属冶铸工艺的水平。
在制陶手工业部门方面,内丘南三歧遗址出土有器形多样的陶器,有的器物巧妙地借用野蘑菇圆冠和鸡冠的造型,装饰成陶器器形的蘑菇形纽、鸡冠耳等。使陶器充满了写实雕塑的意味,既具有了实用价值,也具有了观赏价值,藁城台西遗址中出有少量的白陶片,质地细密素净,火候高,敲击有金石声。因陶片过碎不能辨其器形,但可据此断定商代台西已经有了白陶器。这里还出土有被称为“原始瓷器”的釉陶,彩釉有青有酱,表面印有小方格纹、S纹等。白陶和釉陶的原料都是采用高岭土,器身涂釉,不易吸收水分,所以视为原始瓷器。釉发明之前,人们为了减少陶器表面粗糙带来的缺陷,一般采用修刮、磨光的办法。釉的发明并施之于陶器上,是制陶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为从陶向瓷的过渡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纺织手工业部门方面,藁城台西遗址发现了粘附于铜器表面的丝绸残片,经纺织部门的鉴定、识别,知其质料分别为平纹纨、纱、和纱罗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的实物。这说明当时已能养蚕抽丝并能织造这种富有弹性而又轻盈透明的丝织物了,丝织技术已达相当高度。在遗址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一卷麻布,已断裂多片,几近炭化,经鉴定,质料属大麻纤维,布纱是由两根合股麻线加拈而成,相当精细,这是脱胶后的细麻纺品。其中一块经纱密度为14——16根/厘米,纬纱密度为9——10根/厘米,同马王堆汉墓中的麻布非常接近。可见当时麻纺技术是相当高的。与此相关的还发现了两个陶锭轮,显示台西商人可能已经开始使用纺车进行丝麻加工了。台西14号、23号、24号墓葬发现多位女性身旁放置有骨匕。据考古工作者研究,骨匕是刀杼之类用于纺织的工具。可见女性成为纺织劳动主体地位的角色已经定型。[54]
在制漆手工业部门方面,台西遗址发现有漆器残片,漆胎虽已腐朽。但据残片观察,有些仍能看出器形,有盘有盒。漆器的花纹繁富,有饕餮纹、夔纹、雷纹、蕉叶纹,朱红地黑漆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磨制成圆形、方圆形、三角形的绿色松石,色彩鲜明绚丽,花纹纤细精巧,漆面乌黑发亮,几无杂质,显示了商代漆工在晒漆,兑色、髹漆等方面的高超工艺。从漆片看,台西漆器已是薄板胎,有的是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美丽花纹,这既表明漆工已经脱离了木工而形成一项专门的手工业部门,更表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
在骨器、玉器制作手工业部门方面,当时的河北因为有了青铜工具的使用,动物骨牙的来源又丰富,所以骨牙器的制作和使用相当广泛。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比较先进。台西遗址和武安赵窑商墓出土有大量的骨器、玉器制品,如骨甲器笄、流状骨器、骨饰、玉斧、玉钺、玉磬、玉戈、柄形器、斧形坠、鸟形饰、梯形饰、玉璜、嵌饰、圭形饰、马形饰、人面形饰、锤形饰、钺形饰、长条饰、方形饰等。这些器物既有把玩观赏之物,也有佩戴之物。都是装饰品,工艺相当精湛。制作骨牙器,大致要经过选材、锯割、加工成形、磨砺成器以及雕花等工序,主要用具有青铜刀、锯、钻和粗、细砺石等。玉石饰品的制作,要经过锯截、琢磨、穿孔、雕刻和抛光等工序。台西遗址和武安赵窑大量精美细致的装饰品出土,反映出当时的河北先民已经掌握了骨器、玉器制品的复杂制作工艺,具有很高的工艺制作和艺术构思水平。
三、社会生活
由于材料的奇缺,全面考察商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几乎没有可能,下面我们仅能根据有限的材料简单勾画一下当时河北地区衣食住用、文化生活和宗教活动几个方面的概貌。
衣 衣装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的主要方面之一,也是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商代甲骨文中有蚕、丝、衣、巾等字,可知商时已有丝麻等织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丝绸残片,证实河北也有了种桑养蚕,掌握了抽丝、织造等技术,并起码织出了平纹纨、纱、和纱罗等品种。台西遗址发现的麻布残片属于脱胶后的细麻纺品,说明当时河北的植麻、纺麻技术已经成熟。虽然丝绸残片是粘在青铜器上的,可能是用于包裹铜器。麻布的用途不详。但可以断言,这些纺织品肯定也已经用于制作衣装了。不过这些高档衣装的消费者是贵族。一般平民和奴隶是无缘享用的。
平民和奴隶的衣装主要是用粗糙的麻布、葛布制作的。麻布、葛布在我国既是具有悠久传统的手工业品,也是古代制作衣装的主要布料。商代同样如此。包括今北京在内的燕赵地区,麻布的出土除见于台西商代遗址外,还见于北京市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的墓葬,其中的几件残碎铜泡上有麻布织物的印痕。台西商代遗址所出土的麻布虽是高档的细麻布,但可以证实麻类种植的普遍。《诗·豳风·七月》有“黍稷重,禾麻菽麦”句,诗中的黍、稷、禾、麻、菽、麦,正是北方广泛种植的农作物,麻就居其一。这虽然是周初情况的反映,也应该能说明商代河北地区的状况。商代普遍以麻布做为制作衣装的质料,就是建立在麻类植物广泛种植这个基础之上的,葛是一种纤维蔓生植物,它有很大的块根,富含淀粉,远古人类采野果挖块根充饥,可能很早就接触到了葛了,另外葛藤有缠络性,人类在认识葛中很容易利用葛的纤维作用,进而利用它织造葛布。葛布做为古代人民缝制衣服的原料早在商代以前就出现了。《韩非子·五蠹》称传说中的唐尧在位时生活很节俭,“冬日a(上下结构,上为“鹿”,下为“儿”)裘,夏日葛衣。”这正是古代普遍“夏日葛衣”的写照。
食 商代河北地区的食物构成以区域分则有南北的差异。燕山以北的畜牧经济区以肉食为主而辅以谷物,燕山以南地区以谷物为主而辅以肉食。总的来说,因为商族刚脱离原始社会不久,原来的游牧经济、渔猎经济的传统影响较强,无论燕山南北,食物构成中的肉食比例相对较高,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骨角器、卜骨等就是证明。
食物构成不仅有地区的差异,还有阶级、阶层的不同,其数量和质量更因阶级、阶层的不同而相差悬殊。处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平民和奴隶,因缺乏史料记载而无法直接了解,但通过《诗经·豳风·七月》所反映周代下层人民艰窘贫困生活的情景推测,商代的河北应该与之相近。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贵族,其生活的豪华奢侈则有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揭示。河北商代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除了专用的礼器之外,有不少是食器、酒器、水器等,如食器有鼎、鬲、等,酒器的种类有觚、爵、觯、、尊、觥、等。青铜食器、酒器的使用者是贵族,精美考究的青铜食器、酒器正是他们锦衣玉食、钟鸣鼎食的写照。在铜器之中,最能说明贵族饮食特点的是酒器的大量出土。商代的统治者以饮酒成风闻名,《史记·殷本纪》称商纣王“好酒淫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其实商纣王“好酒”只是整个商朝贵族饮酒成风的典型代表。河北大量酒器的出土足以证实上层饮酒风气的盛行。
住 有关商代居住的情况,因为考古材料比较丰富,所以了解的情况相对稍详。据目前所知,商代一般村落遗址的房舍大都是以半地穴式的为主,既不打地基,也无夯土墙,形状或圆或方,很不规则,构造极为简陋。如邢台曹演庄、磁县下七垣遗址的普通居室,是在土地的切面上挖个浅窑洞,洞内设有壁龛,门外挖有排水沟。台西遗址共发现房子14座,除两座属半地穴式的以外,其它都是以夯土和土坯做墙,以木柱做梁架的长方形地面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土坯的发现,以土坯做建筑材料,这是烧砖出现以前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从台西遗址的看,整个房舍布局井然有序,有一定的组合。所有房舍的墙壁都是下半部在地基上筑起夯土墙,上半部则用土坯垒砌,坯与坯之间抹有草拌泥,屋内地面平坦。每座房舍1至6间不等,间长4至6米,宽约3米。每座房舍都分布着柱础、柱洞和门道。柱础有石质和陶质的两种,从柱洞的排列顺序推测,这里的房顶可以分为四阿式和两坡水式两种。值得注意的是,房舍中有贵族居室,“贵族宅落由7座大小形制不一的房屋组成一组有居室、有治事宴燕之所、有大小庭院、水井、储藏窑、有近侍卫士之房的建筑群体,占地达1400平方米”。[55]
与人类居住的条件相关,水井的发现和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水井的“井”字在商代卜辞中就已出现,但没有更具体的记载。在台西遗址中,发现了两眼水井,井为圆形,直径为2.95米,深5.9米。井底有四层圆木搭成的“井”字形井盘。井盘的木质还没有炭化,盘内堆有残破和完整的绳纹灰陶罐,在罐颈仍存有绳子捆绑的痕迹。井的发明,全世界以中国为最早,中国迄今为止又是以台西商代遗址水井为最早。水井的使用,改变了以往必须沿河流居住的状况,大大改善了人类的居住条件。
用 考古出土的日用品主要是贵族使用的青铜器(不包括礼器)和装饰品。青铜器的日用品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装饰品的种类即前面“手工业”一节已经讲到的豪华漆器和精美骨器、玉器制品,包括骨甲器笄、流状骨器、骨饰、玉斧、玉钺、玉磬、玉戈、柄形器、斧形坠、鸟形饰、梯形饰、玉璜、嵌饰、圭形饰、马形饰、人面形饰、锤形饰、钺形饰、长条饰、方形饰等。
文化生活和宗教活动 商代河北文化生活的最高体现是陶文的创造。先商和商代的陶文、符号在河北多有发现,永年台口村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磁县下七垣遗址、武安磁山遗址和藁城台西遗址都发现了陶文或符号。而最具有早期文字意义的是台西陶文。[56]
台西商代遗址共发现12片刻划有文字或符号的陶器残片。经专家鉴定,这些陶文的时代早于殷墟的文字遗物,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是有意义的。陶器残片文字有:止、刀、臣、已、鱼、大、矢等。“止”字象左足形,生动地钩划了足底的轮廓,表现了5个足趾,另一片表现为4个足趾。“鱼”字作游动之形,象形字,与铜器铭文中的“鱼”字近似。a,似“盾”的象形字。“刀”是象形字,象一把直柄直背翘尖的铜刀。“矢”是象形字,箭镞作双翼式,有逆刺。12件有字陶片,字划都是在烧制前刻划在陶坯上的。这些文字,与殷墟时期相比更带有原始性,但又显现出了彼此的联系,如“臣”字和“a”字的写法,都与卜辞一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产生决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逐步创造的。从甲骨文以及青铜器铭文来看,中国汉字在商代后期才趋向成熟,经历了象形、会意与形声三个演变阶段,而台西陶文正处在象形的发展阶段上。台西陶文的发现对探讨我国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57]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商代河北地区带有宗教意味的活动主要有占卜和建房祭祀等。占卜是古代社会特别是商代流行的迷信活动。所谓“占”是观察的意思,“卜”是以火灼烧龟甲和兽骨,占卜就是在做某事之前,用火烧灼、钻凿龟甲和兽骨,然后根据龟甲和兽骨出现的裂纹形状以预测吉凶祸福,有的占卜完毕之后还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甲骨上面,即后来所谓的甲骨文。商代的占卜活动非常广泛,上至商王,下至平民,遇到国家大事,日常事物,往往借助于占卜来进行决策或释疑解惑。商代的河北也存在这类占卜活动。这可以从大量占卜所用甲骨的出土得到证明。在河北内丘县南三歧早期商代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卜骨。这种卜骨有烧灼的痕迹而没有进行钻凿,带有原始性,是早期商人原始贞卜的遗物,也是后来甲骨卜辞文化的先声。在磁县下七垣遗址中,则发现有卜甲。卜甲是一个完整的龟腹甲,钻、灼、凿的痕迹一应俱全,表明商代下七垣人的贞卜活动形式已经完备。在邢台曹演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卜骨,卜骨的来源以牛、羊、猪的肩胛骨和龟甲为主,占卜的方式钻、凿、灼三者兼备。
藁城台西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用于占卜的甲骨。这些甲骨分别出土于居住遗址和墓葬。居住遗址出土的甲骨数量较多,卜骨有407片,卜甲有91片,这些甲骨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仅有卜骨,晚期则卜骨、卜甲并存。甲骨的钻灼方法,早期都是先钻后灼,晚期出现凿痕。墓葬出土的卜骨数量较少,共有10片,除1片残骨外,其余9片分别出自3座墓中。台西遗址出土的占卜甲骨对了解占卜方式及其演变很有价值。居住遗址出土卜骨的众多,反映了这一带占卜活动的频繁,说明占卜是当时人们宗教性活动的一部分;而早期、晚期钻灼方法的差异,则反映了占卜方式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墓葬出土的卜骨虽少,但其摆放形式对了解占卜的具体方法很有用处。9片卜骨分别出自3座墓葬,每墓3片,骨臼都朝一个方向摆放,考古工作者由此推测当初可能是用绳子捆扎在一起的。郭沫若在研究甲骨文时曾提出“卜用三骨”的论述,认为古人占卜时以卜骨、卜甲三枚为一组,一次卜用三骨或三甲。台西墓葬卜骨证实了“卜用三骨”确是当时人使用卜骨的普遍方法。[58]
建房祭祀的习俗也发现于台西遗址。在一座房子的内外室西墙内各埋有一支牛角,在内室西墙基内埋有一装婴儿尸体的小陶瓮;在外室东面的灰坑还埋有牛、羊、猪三牲,另一个灰坑则埋有人骨架3具。这说明建房时曾以杀人、杀牲作为奠基仪式。建房采用人祭的形式,只能说明房主属于贵族的身份,一般平民和奴隶的建房自然不存在这一问题,但杀牲或以牲畜遗骸进行房祭很有可能。建房祭祀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祭祀活动。
第四节 两周时期的河北方国部族
一、軧国
軧国一名于史无征,系由元氏县西张村铜器铭文的出土而得知。
1978年3月,在元氏县南西张村村东一土岗上,发现西周遗址和墓葬,该村邻槐河,槐河自西而东至村北而又折而南流。经考古钻探,岗下有文化层的地方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总面积2880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采集到西周时代的石斧、陶片,东周时的筒瓦卷云纹半瓦当和一件碗状豆,另外还采集到三件鹿角,有切锯痕。从采集到的遗物看,该遗址为西周晚期遗址,东周时代曾继续延用,东周以后可能废弃了。[59]
在遗址内发现有西周墓,出土铜器34件,其中多件有铭文,最重要的器铭是《臣谏簋》和《叔父卣》。《臣谏簋》的内容如下:
惟戎大出于,邢侯搏
戎,诞令臣谏以□□亚
旅出于,从王□□。[臣]
谏曰:‘拜手稽首,臣谏□
亡,母弟引庸又(有)长子□,
余()皇辟侯,令服。’[作]
朕皇文考宝。惟用□
康令于皇辟侯,□□。
前六行铭文的大意是说戎人大举出于地,邢侯对戎作战,命臣谏率领一支军队(即铭文所说的“亚旅”)驻扎于地;臣谏向邢侯禀告说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亡,而胞弟引则有长子(名字已缺),把他托交给邢侯,叫他学习政事。《叔父卣》的内容如下:
吊叔父曰:余考,不
克御事,唯汝倏其
敬乃身,毋尚为小
子。余兄为汝兹小郁
彝,汝其用飨乃群
侯逆a出内使人。呜
呼,倏,敬哉!兹小彝妹
吹,见余,唯用aa汝。
铭文是记录叔父的话,大意是说我已年老,不能管理政务,倏你要谨慎地修饬自身,不可再以为自己年少。兄长我给你制作这小酒器,你用它宴享你的君上侯,招待使臣。倏你要谨慎,这件小酒器不要毁掉,你见我的时候,我还要用它请你品尝。[60]
《臣谏簋》和《叔父卣》的关系,李学勤、唐云明认为《臣谏簋》是西周成康之际的器物,《叔父卣》是康王时期甚至更晚时期的器物;倏是侯之臣,也是西张村周墓的墓主。倏的兄长名谏,是邢国的大臣,奉邢侯之命率军驻居于以御戎人。谏和叔父是同一人。如此看来,《臣谏簋》是谏受命统兵出居于地期间,因自己的儿子死亡而提出选择长侄入朝继承自己的官职;《叔父卣》是叔父,亦即谏作国执政大臣期间,因年老不能理政而作器以告诫其弟倏。
铭文中出现“軧”、“軧侯”,表明西周时期,至迟自成王时期起,邢国北部就存在着一个軧国,据李学勤、唐云明考定,西张村周墓的墓主下葬年代应在昭王时期,则軧国起码一直存续到昭王时期以致以后。軧国是今石家庄地区的一个主要方国。从铭文所揭示的内容看,軧国与邢国的关系甚深,似乎是受邢侯所保护的小国。
軧国的得名或许与地处泜水流域有关。《汉书·地理志上》常山郡元氏县条:“泜水(原文误作“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说文解字》:“泜水在常山。”《大清一统志》云:“槐河源出赞皇县西,东北流入顺德府境,迳元氏县南,又东流入高邑县界,即古泜水,讹为‘沮水’者也,此为北泜水。”今日槐河就是古代的泜水,軧国正处于泜水之滨。軧国之都当在今西张村附近一带。
軧国的族源不详。魏建震《三代河北中南部古国古部族考》一文据《大戴礼记·帝系》所言“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水”和《国语》卷10《晋语四》所言“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阳与夷鼓皆我己姓”,[61]推测国有可能为传说中的黄帝后裔所建。当周王朝建立之后,軧国与其他许多夏商旧国转而臣服于周。
軧国灭于谁手,史无记载,但从公元前659年邢国迁都夷仪以避北戎来看,軧国大约亡于北戎。軧国的地理位置南邻邢国,处在戎狄经常出没的要冲上,邢国不能自保,軧国更难独存。[62]
二、邶国
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安置殷商遗民,将商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三地,封商纣王子武庚于殷地,称邶国。(有人认为武庚不是邶国的始封者,而是监国者。)对邶国的族姓,有子姓说和姬姓说之别,子姓说似较为优。
邶国的始封地,或认为在今河南汤阴,或认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后一说较有影响,如东汉郑玄《诗谱·邶卫谱》就说:“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民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东谓之卫”;《说文解字》也说:“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后汉书·郡国志一》河内郡朝歌县亦称:“北有邶国。”[63]颜师古注《汉书》时即坚持了这一传统观点。[64]但清光绪年间今涞水县出土一批铜器以后,因其中铭文都带有“北白”等字样。王国维于是提出邶国在今河北涞水县一带的观点,[65]主张邶在今涞水一带的观点从此影响渐大。可是这一观点在解释《诗经·国风》的《邶》、《鄘》、《卫》诗时会遇到困难,魏建震《三代河北中南部古国古部族考》一文因此提出:邶国的始封地在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以后曾迁居涞水一带,涞水出土的多件邶伯铜器即其证据。
西周设立的邶、鄘、卫三国,后来因武庚串通管叔、蔡叔叛周而招致周公领兵东征,其结果按一般的说法是武庚、管叔、蔡叔被杀,原来的邶、鄘、卫三国之地划归卫国所属,周王室封康叔于卫,领“以殷余民”。从此邶国之民和邶国之地转属卫国所有。邶国仅历武庚一代而终结,是周初封国中寿命最短的方国。然而关于武庚的下场,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记载,如《逸周书·作洛》云“王子禄父北奔”。唐兰《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征》认为“王子禄父”即武庚的生时之名。魏建震认为“王子禄父北奔”的地点是涞水流域,邶国随之北迁。[66]
涞水流域的邶国何时灭亡,史所不详。《诗经·大雅·韩奕》有“奄有北国”句。许多学者解释此“北国”即“邶国”。这样看来邶国是为韩国所灭。韩国的始封,有的说是西周初年,有的说是周宣王时期,则邶国被灭应在西周时期。
三、邢国
西周邢国是周王室分封的一个重要的同姓诸侯国,历时几百年之久,有过兴盛和辉煌。后受狄入的攻伐,国势日衰。公元前659年,在齐、宋、曹等国救援下迁国。于公元前635年为卫侯所灭。
成王封邢 邢国受封是在成王时期。《元和郡县图志》卷15河东道邢州条即称:“周成王封周公旦子为邢侯,后为狄所灭,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元和郡县图志》虽成书较晚,但所说于史有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其中的邢即邢国。所谓“周公之胤”,意指上列六国受封之君皆为周公的子嗣。《汉书》卷99《王莽传》也说,“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子皆有茅土”。“六子”当指凡、蒋、邢、茅、胙、祭等国君,可证邢侯是周公的庶子,第一代邢侯的受封是在成王时期,可能与封鲁同时。[67]
邢国第一代国君,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引宋人罗泌《路史》及《古今姓氏书辨证》,认为是周公第四子,名苴,又名靖渊。从周初金文看,邢侯与周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周初的两件青铜器《邢侯簋》和《麦尊》铭文对此有充分的反映。其中《麦尊铭》主要内容如下:
王令辟邢侯出a(形声字,左为“不”,右为“力”),侯于邢。粤若丁亥,侯见于宗周,亡尤,会王aa京,a祀。粤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礼。王射,大龚禽。侯乘于赤a舟,从,a。咸,之日王以侯入于寝,侯锡a戈。粤王在a,已夕,侯锡诸a臣二百家,跻用王乘车马、金(、冕衣、市舄。唯归,匡天子休,告亡尤,用恭仪宁侯,显考,于邢侯。(后略)[68]
铭文记述了封邢与邢侯的朝见、邢侯参与王室的大典、天子对邢侯的赏赐等情况,可见周王接待邢侯隆重而亲切,同乘船游览,同射猎助兴,同在宫中寝息,赐与邢侯a戈、服装和臣奴。这种优厚的礼遇和赏赐,切合邢侯和成王为同辈堂兄弟的身份。
从周初的历史背景看,成王封邢是继武王封召公于北燕之后的重要分封。其主要用意有二,一是领抚原商属邢国遗民,二是以邢御戎。今太行山区的晋中、晋南一带,古时是少数民族戎狄的聚居区域,他们经常从太行山诸陉东出南下中原,构成对中原各国的威胁,切断周王室与燕国间的交通。邢国的地理位置恰在原商朝王畿的北部,周王室在这里封国建邦。可谓选择得当。
邢国的初封地 对邢国的初封地,过去有不同的说法。《汉书·地理志下》称赵国襄国县是“故邢国”,杜预注《左传》也说邢再在“今广平襄国县”,《元和郡县图志》说“故邢国,今州(指邢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太平寰宇记》所记相同。汉代的赵国襄国县、晋代的广平襄国县和唐代的邢州州治即今邢台市。这是认为邢国初封地在今邢台市。《说文解字》称“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后汉书·郡国志一》河内郡平皋县条称:“有邢丘,故邢国,周公子所封。”这里的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这是认为邢国初封地在今河南温县东。近代以来,著名学者刘节曾撰文《古邢国考》,认为邢国初封在今巩县境内的古大山。
上述有关邢国初封地的争论,并没有随着元氏县出土的《臣谏簋》和《叔父卣》而得到彻底解决。有的学者依据《臣谏簋》是成康之际的铜器,铭文中提到“邢侯搏戎”,认为这“有力地证明邢的初封就在今河北邢台。”[69]但也有的学者基于对周初东方、北方形势和周初金文资料的分析,认为邢国初封在邢丘,以后迁徙至今邢台。[70]如果考虑到《太平寰宇记》所记邢州州城有“邢侯夫人姜氏葬城西,不知其处。齐武平初,掘得铜鼎五,受二升。腹有蝌蚪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似乎邢国初封在今邢台说为优。
今邢台市能够作为邢国之都,与这里的自然条件有关。这里位居黄河之北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上,水源丰盈,气候宜人;地理上南接卫国、东临齐鲁,北通燕国,往西穿过太行山就是晋国,居四方之中心要地;既能沟通南北,联络燕、晋两国,又能屏障中原,拱卫周王室的所在地雒邑,具有立都建国的良好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
与戎狄的冲突 西周春秋之际,北方戎狄活动的地域主要有两个地带,一是居于冀晋中部的太行山两侧,一是居于渤海湾西岸及其北岸。前者有赤狄、白狄(也称作戎),后者为山戎。成王封邢的主要目的既是屏障中原,拱卫周王室,而邢国又处于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之上,与戎狄相接,因此抵御戎狄的进犯就成为邢侯的主要任务之一。元氏县西张村出土的《臣谏簋》铭文所述“惟戎大出于,邢侯搏戎,诞令臣谏以aa亚旅处于,”表明西周初期戎人曾大举进攻邢国北方的国之地,以致威胁到邢国,邢侯为了与戎人作战,命谏率领一支军队驻扎于。以抵御戎狄的侵犯。这次战争无疑是西周时期邢国与戎狄无数次冲突中的较大的一次。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弱,戎狄由晋进入太行山东,展开了向中原诸侯国的攻略,邢国首当其冲,双方的冲突有增无已。《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周王室东迁后,秦襄公伐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这次邢侯大破北戎的时间在春秋初期,说明此时邢国的力量还比较可观,足以应付北戎的侵扰。但此后不久,邢国势衰,在与戎狄的冲突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被迫进行了一次迁都。《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条记这年的冬天“狄伐邢”,[71]《春秋》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春又记道:“齐人救邢”。《左传》同年条对此解释道:“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可知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和公元前661年“齐人救邢”是前后相连的一事。尽管由于记载的简略,战争的详情无法知道,但戎狄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邢国处于被动防御的一方并无疑问,所以才有了管仲向齐桓公建议发兵和“齐人救邢”的下文。
公元前661年“齐人救邢”只是暂时遏制了狄人的进攻,并没有彻底解决戎狄对邢国的威胁。到了公元前659年春,狄人再度大举伐邢。邢国遭受空前惨败。《春秋》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对此都有记载,称: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夏六月,邢迁于夷仪 。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是记载齐桓公率领下的诸侯对邢国的救援;“邢迁于夷仪”是记载诸侯帮助邢国迁移;“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记载诸侯帮助邢国修筑新的邢都。对此“救邢”、“迁邢”、“城邢”三事,《左传》也有相应的补充记载。称:“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由此可见,邢国在狄人的进攻下遭到了惨败,幸亏齐桓公率领下的诸侯及时救援,邢国才得以突围而出,并在诸侯的协助下迁都于夷仪,诸侯之师还帮助邢国修筑了新的都城。从上述记载看,在迁移过程中,诸侯之师表现了高度的无私,使邢国得以“具邢器用而迁之”。表面看宗庙礼器似乎尽数迁走,但实则不然。1975年在内蒙古出土了一件《邢姜太宰已簋》,铭文称:“邢姜太宰已,铸其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72]“邢姜”当为邢侯之妻,与宋《太平寰宇记》引《北史》所记一致,也与在今河北邢台地区曾出土过五件邢侯夫人姜氏鼎相吻合,表明《邢姜太宰已簋》是邢国宝器。它在内蒙古草原出土,应是戎狄伐邢时所掠之物。而后携带到北地的。由此亦见邢国失败的惨痛。
夷仪城地望 邢国新都夷仪城的地望,争议较大。古籍所记夷仪城至少有两处:一处在今邢台市西,如《元和郡县图志》称河东道邢州龙冈县有“夷仪岭,在县西百五十七里。夷仪故城,在县西一百四十里,今俗谓随宜城,盖语讹也。”《太平寰宇记》所记相略同。唐宋的龙冈县即今邢台市,县西一百四十里约当今邢台县西境的浆水村一带。这一带并有古邢侯行台的传说。一处在今山东聊城市西南。《后汉书·郡国志三》东郡聊城县条称“有夷仪聚。”[73]后世学者多认为今山东聊城之夷仪是邢国所迁新都,如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就称“夷仪聚”是《左传》所谓的“邢迁于夷仪。”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沈钦韩《春秋左传地名补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元年条注也持类似的看法。杨虎军《两周“夷仪”考》认为邢台的夷仪城是西周初年营建的,是旧城;聊城的夷仪是邢国所迁的新都。[74]这种观点实际也是认为邢国所迁新都在今聊城。魏建震《邢迁夷仪地望考》一文则力排众说,认为邢国所迁新都是邢台之西的夷仪城,这个夷仪城在今邢台市西约140里的浆水川北岸。[75]但若考虑到《国语》卷6《齐语·桓公霸诸侯》所说“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和《管子·大臣》所记“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等语,邢国所迁夷仪城在今山东聊城说似乎较有说服力,
邢国衰亡 邢国迁都之后,内政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南迁夷仪,苟安于齐国西北一隅,失去了原有的广大国土与众多人民,实际地位接近于齐国的附庸,邢国本身已不具备复国图强的力量,只能仰仗于齐国的保护而生存。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失去了霸主地位,也加速了邢国的衰亡。前642年,宋襄公率领曹、卫、邾诸侯兵伐齐,因卫军参与了宋师伐齐之战,听命于齐的邢人又不惜联合以前的宿敌狄人伐卫,《左传》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条记此役称:“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本来是邢、狄联合伐卫,可是狄人首先退兵,邢人不能独力支持可想而知。
邢人的行为第二年就遭到了卫国的报复。《左传》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条记载:“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卫国这次伐邢的具体情况不详,但从卫人的占卜以及卫国本来大旱,出兵之后下起大雨来看,卫军似乎颇占上风。再者,庄子以周武王克商导致由年饥而年丰来比喻卫伐邢,指斥“邢方无道”,反映出邢国的内政极其不佳。
面对卫国的反攻,邢国又谋求联合齐国和狄人共同对付卫国。前640年,“齐、狄盟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76]史籍未见有邢国出兵伐卫的记载,可见联合伐卫并未付诸实施。但邢国与卫国的积怨越来越深,卫国可能由此确定了彻底灭亡邢国的计划。公元前635年,卫国大举出兵,“卫侯燬灭邢。”[77]邢国最终灭于卫国之手。
四、韩国
西周有两个韩国,一见于《诗经·大雅·韩奕》,一见于《左传》、《国语》等。关于其地望,历来分歧较大,或认为《诗经》之韩原在陕西韩城县,后迁至河北固安;或认为始封在河北固安,后迁至陕西韩城。沈长云《西周二韩国地望考》曾综析诸家,认为二韩国一在今陕西韩城县,一在今河北固安县,均姬姓,二者并无前后迁徙关系。[78]今陕西韩城县之韩国,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不述。《诗经·韩奕》中的韩国,为古涿州方城县韩侯城,今河北固安县东南。据《固安县志》称,古韩国遗址“在县东南十八里,(中略)今县南名韩砦营者是”。东汉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篇》称《诗经·韩奕》中的韩国,“其国近燕”。今廊坊市所属固安县距琉璃河燕国都邑遗址确实不远。另外,后世地理书也论述过方城县有“韩侯城”,郦道元《水经注》卷12《圣水》云“圣水迳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韩城东”;《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亦云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韩国的始封时间,《今本竹书纪年》称:“周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王锡韩侯命”;[79]《潜夫论》则说:“周宣王时有韩侯”,言外之意是周宣王时期始封韩国。韩国始封时间至少有西周初年和周宣王时期两说。
有关今固安境内韩国的情况,史籍缺载,而《诗经·韩奕》却寓有丰富的史事内容。该诗共六章,每章十二句。诗中的“奕奕梁山”,为燕地梁山。《水经注·鲍丘水》记载:“鲍丘水南过潞县西,……高梁水注之,首受湿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潞县就是今北京市通县,其西有梁山,正当固安县东北。证实诗中的韩国就是今固安县境的韩国。从诗中可见:韩侯受封,朝觐周王时,曾受到丰厚的赏赐,周天子对韩侯多有告诫,寄以重托,要他“无废朕命”。“以佐戎辟”;韩国自然条件优越。境内有众多的川泽,出产各种鱼类;也有茂密的森林,虎鹿熊罴出没其间。物产极为丰富;韩侯娶蹶父之女为妻,迎亲时的礼仪极为隆重;韩国的都邑为燕师所筑。这反映了燕、韩两国间的密切关系;韩国与屠(即屠何)的关系融洽(屠何为东胡部族的一支),韩侯“出宿于屠”,受到热情接待,宴席的菜肴多为鱼、鳖、笥、蒲等水产品;周王封韩,不仅赐土地给韩侯,还赐给北方的濊、貊部族,令其向周王室贡献田赋和各种兽皮,表明韩侯负有镇抚濊、貊部族的义务。
诗歌内容叙述了韩侯受封、朝觐周王室,娶亲、出巡屠何、镇抚濊、貊部族,向周王室交纳贡赋等情况,是反映韩国以及韩国与周王室关系的信史。
韩国的灭亡,史所不详。从该地后来属于燕国看,应是为燕国所灭。
五、其他方国部族
代国 代国是春秋时古国。关于其政治中心,《汉书·地理志下》代郡代县条颜注引应劭语称:“故代国”。认为汉朝的代县城是春秋时期的代国国都所在。汉朝的代县城在今蔚县东北代王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春秋代国都即在今蔚县东北,[80]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则明确认为春秋时期的代国是今蔚县东北的代王城遗址。[81]但据考古调查,代王城属于汉代遗址,[82]所以蔚县东北的代王城未必是春秋时期的代国都城所在。《水经注·漯水》在记述今蔚县一带水道时,至少提及三座与代有关的旧城遗址,今代王城遗址只是其中的一座,春秋时期的代国都城有可能是代王城之外的其它遗址。
代国的族姓,《后汉书》卷87《西羌传》称春秋时期,“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认为源出北戎。《史记》卷43《赵世家》记有赵简子梦游上天的故事,也涉及到了代国的族姓问题。故事中录有赵筒子与当道者的对话,如简子问:“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回答:“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又问:“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回答:“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这是一篇假托神祗表现一定政治目的的预言。其中“主君(赵简子)之子(赵襄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一句话很重要。这里的“二国”,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谓代及智氏也。”《史记·赵世家》既称“翟犬者,代之先也,”张守节又认为二国“谓代及智氏也。”可见他们认为代国是翟(狄)族。由此可见,代国是游牧部族翟人所建的方国。
代国地处幽州、冀州和并州交汇之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经济结构只能是牧猎与农业兼有。西汉贾谊《新书·退让篇》称其“无国都处所,俗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幽州物产是畜养马、牛、羊、豕,种谷黍、稷、稻;并州畜养马、牛、羊、豕。犬,种植五谷。都表明代地是农牧兼营。《管子·轻重十七》记齐人载金前往代地,请求交换白狐皮。代王为此驱民弃农而入山林求狐,同样反映出代地农牧猎兼营的状况。从社会状况看,代国可能是刚脱离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不久,《新书·退让》说代王居所“堂高三尺,陛三垒,茅茨弗剪,采橼椽弗刮,”宫室的简陋恰好说明代国刚刚跨入阶级社会,尚处在初期阶段。
春秋末年,代国为晋卿赵襄子所灭。详情见第五章赵国部分。
房国 两周时期至少有两个房国:其一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条,称;“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这个房国,学者多认为今河南遂平县。[83]其二见于《穆天子传》卷5,称穆王“东至于房。”晋人郭璞注:“房,房子,属赵国地,有a(形声字,左为山,右为赞。)山。”此赵国之房即战国时的房子邑(在今高邑),早年属中山。《史记》卷43《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条所载“北伐中山之地,至于房子”可证。除了以上两处房国之外,《国语》卷1《周语上·内史过论神》也提到房国,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对于这里的“房”,唐兰以为即河南省遂平县西北之房,[84]魏建震认为“遂平县之房与周王室的关系史籍别无记载,而高邑之房子国;穆王征犬戎时曾居于此,联系到穆王为房后所生,所谓“昭王娶于房”为高邑之房的可能性更大。”[85]
对于房国的族姓,《通志·氏族略》、《唐书·宰相世系表》、《广韵》等均认为房氏出自尧子丹朱,为祁姓。《国语》卷1《周语·内史过论神》“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句及韦昭注认为丹朱是狸姓。如果这样,作为丹朱后裔的房国便是狸姓。但《国语·周语》又说:“王使太宰忌父,帅傅氏及祝,史奉牺牲、玉鬯往献焉,”[86]韦昭注称:“傅氏,狸姓也,在周为傅氏。”考虑到房从方得声,房与商之方方活动地正相吻合,当为一族,方、傅鱼阳对转,房氏又或为西周傅氏。魏建震认为房国可能源于方雷氏,方雷氏生己姓之青阳,上古时代子从母姓,故房国亦或为已姓,由于目前材料缺乏,房国的族姓为祁姓、狸姓或已姓,有待进一步考证。[87]
前文已述,房国可能来源于方雷氏,《师a鼎》载:“唯三月丁卯,师a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这里的方雷是地名、族名。《汉书》卷20《古今人表》称方雷氏是黄帝之妃:“方雷氏,黄帝妃,生玄嚣,是为青阳。”所谓“黄帝妃”并不可信,但由此亦证方雷氏是氏族之名。相传方雷氏有外甥名青阳。《国语》卷10《晋语四·重耳婚媾怀瀛》即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大戴礼记·帝系》称:“青阳降居水”,认为青阳居于水。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和《说文》等书记载,青阳氏活动的古水流域即今高邑、临城一带.这说明方雷氏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故其子留于母亲氏族之内。青阳为方雷氏所生,降居水,则方雷氏话动地区应在今高邑、临城一带。方雷氏与房国地望(详下)相合,可证房国族源出于方雷氏,房国之名当得自方雷氏之“方”。[88]
关于房国的地望,可根据战国时期房子邑的方位推出,《太平褒字记》卷60赵州高邑县称:“战国时赵房子邑之地,《史记》云赵敬肃侯救燕,燕与中山公战于房。惠文王四年城之是也。《竹书纪年》作纺子,汉以为县。《汉书·地理志上》:房子县属常山郡,光武即位,更名高邑……房子故城在县西南十五里,本汉房子县也。”可见房子故城在北宋时位于高邑县城西南15里。今房子城犹有遗迹。《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第75页征引民国本《高邑县志》称“今古城村北尚有遗址,村盖以此得名。又与仓房村毗连,或呼为仓房村,周围七里余。”认为“房子故城当在古城村、仓房村之间”。据1983年3月印刷的《高邑县地名志》第47页,房子故城遗址“在县城西南7.5公里西富村公社古城村。现残留城垣,南北1100米,东西1400米。村西有城墙遗迹,高6.5米。”
位于河南遂平的房国,其存在的时间下限至少在公元前529年。位于高邑的房国,如果从“昭王娶于房”和穆王“东至于房”看,至迟在周昭王时期就已经存在。昭王是成王之孙,康王之子,穆王是昭王之子,昭、康二王约当西周中期。位于高邑的房国房国何时被灭,被谁所灭,它与位于河南遂平的房国是否有前后传承或迁徙关系,均无从知道。但位于高邑的房国存续到春秋时期应是可能的,战国时期仍保留有房子一名可以佐证。房国为谁所灭尽管不详,但房子之地在战国时期先属中山后属赵国并无疑问,
山戎 据《史记》卷110 《匈奴列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山戎是游牧部族,居无定处,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春秋初年,他们已进入青铜器时代。从考古发现的遗址看,今北京地区、河北东北部的卢龙、迁安直至辽西东南的锦州一带为山戎的游居之地。这一地区多山,其族世居山中,山戎之名或由此而来。他们不是单一的部族,支系繁多,有令支、无终、孤竹等属国。令支,或作离支,活动于今滦县、迁安间,公元前664年,齐桓公所伐令支即此。无终和山戎,有的学者认为是同一氏族部落,无终即指整个山戎;有的学者认为无终是“山戎之别”。为山戎之一,亦称无终子国,活动中心地在今玉田县,县境内有无终山与无终故城(或认为活动中心在今天津蓟县)。孤竹,有的认为仍是商代孤竹国的余绪,有的认为只是承袭商代孤竹国的地名而属山戎族。其辖地约今山海关以西,包括秦皇岛市、卢龙、昌黎、扶宁、滦县、滦南、乐亭、迁安、迁西等地及长城以北青龙县一带。公元前664年,齐桓公所伐孤竹即此。除此之外,在冀北蔚县一带还有代戎。
山戎的社会经济状况,古文献极少记载,近年来,在今蓟县的围坊、张家园,北京延庆盆地北部边缘地带,发现有多处春秋战国之际的山戎文化遗存。其中延庆县境内的玉皇庙、古城村葫芦沟山戎墓葬就达400百余座,出土带有山戎文化特色的遗物8000多件。从这些遗物可见,山戎文化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金器及青铜器。其中尤以青铜器物居多,有铜锥、铜针、铜扣、铜戈、铜牌饰、铜丝耳环、青铜容器、直刃匕首或青铜短剑及青铜马具等。直刃青铜短剑是山戎部族有代表性的佩戴兵器。青铜马具和佩戴兵器的普遍,表明山戎的经济活动以游牧狩猎为主。山戎的葬制和随葬器物还显示,他们男女有别,男性皆腰系直刃匕首青铜短剑,女性则带铜锥、铜针等;其内部已有阶级分化,高贵者墓葬有木椁、青铜马具、金质牌饰,戴金丝耳环等,一般人仅佩戴项链、铜牌饰、铜耳环。山戎还有了原始的宗教活动,在古城村葫芦沟墓地发现有石祭坛一处,当是山戎后人祭祀先祖的地方。[89]
山戎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周灵王三年(公元前569年),无终国之君嘉父曾派孟乐到晋国,通过魏庄子贡纳虎豹之皮,请求和好,晋授命魏绛与之会盟,双方实现了通好。《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569年)记魏绛在分析和戎诸利时,称无终“贵货易土,土可买焉。”认为无终重视财货轻视土地,晋国可以通过与无终的互相贸易得到土地。说明山戎与中原的贸易由来已久。1957年,怀来县甘子堡出土一批铜器和其它器物,既有燕文化的器物,还有中原文化的器物,其中有著名的“孟姬”,铭文大意是说这件是蔡国(今河南上蔡)的蔡叔季陪送孙女孟姬的嫁妆。1980年,这里又发现21座春秋墓葬,出土各类器物1229件。墓葬与北京延庆山戎文化完全相同,属于山戎文化。这是山戎与中原地区文化频繁交流的又一明证。[90]
肥国 肥国是春秋时期今石家庄地区的主要方国之一,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条。肥国的族姓,《元和郡县图志》卷17河北道恒州稿城县条说它是“白狄别种”,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其“春秋时夷国,子爵”。其都城所在,《汉书·地理志下》真定国肥累县条注称“故肥子国。”《元和郡县图志》称肥累故城在恒州稿城县西南七里,是“春秋时肥子国”。汉代的肥累县在今藁城市,唐代稿城县即今藁城市,这说明春秋时期的肥都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南,《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即持此种看法。但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山西昔阳县东五十里有昔阳故城,即其国都”。田卫平《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认为昔阳为肥都,初居于山西昔阳东。晋国灭肥后,余部徙居至鼓国,后住今河北藁城西。晋灭鼓,肥子余部又先后徙居今河北卢龙、山东肥城等地,皆依昔阳为都名。[91]
肥国立国的时间不详,而亡国的时间史籍有载。《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称:“夏六月,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可见这次晋灭肥国的过程是晋军统帅荀吴首先伪称与齐国会盟,然后“假道”鲜虞,进入昔阳,两月后灭掉了肥国,肥君绵皋成为晋军的俘虏。绵皋是肥国的末代国君,也是目前唯一见于史籍的肥国之君。
鼓国 鼓国也是春秋时期今石家庄地区的主要方国之一。最早出现于史籍是《左传》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称:“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关于其族姓和都城所在,杜预注称“鼓,白狄之别,巨鹿下曲阳县有鼓聚。”《元和郡县图志》卷17河北道恒州鼓城县条说:“本春秋时期鼓子国,盖白狄别种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春秋时夷国,祁姓,子爵,白狄之别种。”认为春秋鼓国都为“今直隶晋县治。”杨伯峻认为:“鼓,国名,姬姓,白狄之别种,时属鲜虞。国境即今河北晋县。”[92]《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认为鼓聚是鼓国都城,故地在今晋州市西。[93]杜预所说的巨鹿下曲阳县,《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河北道恒州鼓城县,即今河北晋州市,可见上书数家都认为鼓国之都在今晋州市或晋州市之西。但也有不同意见, 田卫平《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一文则认为鼓国都城在藁城市一带。[94](位于晋州市之西)至于鼓国的族姓,有白狄说,姬姓说,祁姓等。
公元前527年是鼓国首次见于史籍的时间,也是鼓国即将面临为晋灭亡的时刻。不过鼓国的灭亡先后有两次:一次就是这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另一次就是在6年之后。对鼓国的第一次被灭,《春秋》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只说“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左传》记载较详,大致过程是晋将荀吴包围鼓国之后,鼓国有人提出投降,荀吴不同意,怕助长自己部下轻易投降的风气,并将出城投降的鼓人交还鼓国处置,让鼓人修缮城防。围鼓三月之后,鼓人又请降,荀吴再度拒降,认为对方“犹有食色,姑修而城”。直至鼓国“食尽力竭,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鼓国之君鸢为晋军所俘。
破鼓之后,晋国对鼓国故地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统治措施,大概是为了安抚鼓氏遗民,不使其逃散归鲜虞氏,下令鼓人各复其所,不久又放归鸢回鼓。但鼓人并没有因晋国的安抚而放弃反抗,公元前521年,鸢又率鼓人叛晋,复附鲜虞氏。[95]次年,晋国急遣荀吴率晋军由邯郸、广平北上镇压鼓氏之叛。荀吴命军士乔装买粮商人,在昔阳城(鼓氏都邑所在地)止息,乘鼓人不备,攻入鼓都,再俘鸢及其亲从,鼓氏灭亡。这时鼓国的第二次被灭。随后,晋国命大夫涉佗镇守鼓地,鼓地纳入晋国的版图。[96]
涉国 至少在春秋时期,河北地区还有一个涉国。不过,涉国一名在唐宋以前的文献不见于记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6《舆地》潞州涉县条最先著录,称:“涉,春秋涉侯国,”马端临的依据是什么,不详。但这一见解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涉县位于今晋东南地区穿越太行山东出河北平原直至邯郸的交通孔道上。这条通道自古以来就是长治盆地通向冀南平原的捷径。古时被称为滏口陉。涉县就是这条通道上的重要城邑,春秋后期至战国初期,赵简子、赵襄子在与晋公室以及诸卿的斗争中,就不断往返、穿插于晋都曲沃、邯郸、晋阳之间,其间就很可能利用过滏口陉。而且赵简子、赵襄子的家臣就有以涉为姓的。《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归,使涉佗守之。”荀吴是晋国大臣。涉佗,杜注称是“晋大夫。”至迟10多年后,涉佗已经成为赵简子的家臣。《左传》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记有“晋师将盟卫侯于a泽,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可见这时的涉佗已是简子的“群臣”之一。涉佗是简子的家臣还见于《左传》的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条:“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a(形声字,左为“火”,右为繁体“潜”字的右半)。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反役,晋人讨卫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这次简子伐卫,涉佗和邯郸午都随从参战,涉佗最后被作为替罪羊而杀。
引文中的邯郸午是赵氏的别宗,因封于邯郸故又称邯郸午。邯郸午的家臣中也有姓涉的。《左传》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涉宾之所以在邯郸午被杀后与赵稷联手抗拒赵简子,原因在于他是邯郸午的家臣。杜预注称:“涉宾,午家臣。”以上事实说明,涉氏依附于赵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春秋后期,赵氏势力西北至晋阳,东南至邯郸,涉氏作为赵氏的家臣,其原居地处于这一范围之内顺理成章。今涉县位于邯郸之西,恰好处在这一范围。而且历来姓氏之书就认为涉氏之姓就与涉县之名有关,如《中国人名大辞典》附录《姓氏考略》即称:“涉,晋大夫涉佗。其先食采于涉。以邑为氏。见《姓源》。望出河南。”不仅如此,在今涉县还发现有春秋战国之间的墓葬。据《邯郸日报》1982年8月18日《涉县发现古墓葬出土一百三十余件文物》一文报道,在涉县北关公路边,发现了一座中型竖穴土坑墓,出土铜器、石器、玉器、骨器共130余件。多是进行祭祀、宴享或其它仪式时所用的表示贵族身份等级的礼器。其中有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的铜编钟和石编磬。从这些器物的组合、造型、纹饰特征看,既有春秋晚期器物的特点,又有战国早期的因素。推断墓葬的时间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将这些文物与涉氏在春秋末年的活动以及涉县的方位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可以认为马端临所说涉县即春秋时期的涉侯国很有道理。[97]
甲氏 为赤狄部落名,关于其活动地域,有不同意见。有可能与河北有关。《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杜预注认为此曲梁在今永年县广府镇,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此曲梁在今山西潞城县北四十里之石梁。翌年,《春秋》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93年)条载:“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左传》同年条:“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顾祖禹《大事表五》认为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境,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此说不可信,推测“甲氏或在今屯留北百里内外。”由于对曲梁、甲氏的地望有争议,无法断定甲氏是否就在今河北境内,故录此待考。
[1]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标本经过碳-14测定,一期至四期为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年-1600年。与推算文献中记载的夏代时间相当。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 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4] 《史记》卷2《夏本纪》。
[5] 《史记集解》引郑玄语。
[6] 《日知录》卷25《河伯》。
[7]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9《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王恒》,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1984年第4次印刷,第2册第421页。
[8] 关于南易水,拙文《战国赵信都地望考》曾有考订,见《历史地理》1990年第9辑。
[9] 如《中国史稿》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即说:“有易氏在有的文献中作有扈,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强大部落。”
[10]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
[11]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212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12] 《商周史料考证》第9-14页,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
[13] 见《文物春秋》1990年1期。此外,保北考古队的另外一篇文章《河北省容城县白龙遗址试掘简报》也有类似的观点,见《文物春秋》1989年3期。
[14] 《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文物春秋》1990年3期刊登的沈勇《商源浅析》一文也持相近的看法。该文引述张忠培考证称:商族北界大概在易水附近。商先公活动主要在太行山东麓一带。考古方面可见太行山东麓在夏代分布着广泛的先商文化。除河南外,河北地区有磁县界段营、下潘旺、下七垣,邯郸涧沟、龟台寺,石家庄市庄,内丘南三岐,容城午方、上坡、白龙,徐水文村、大赤鲁、韩家营、巩固庄,易县下岳各庄,涞水富位等。这有力地证明先商文化起源于太行山东麓。张忠培《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一文收录于《考古学文化论集》,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15] 《庄子·大宗师》所引《尸子》语。
[16] 《太平御览》卷780所引《尚书大传》语。
[17] 中华书局1987影印本第453页上。
[18] 见该书上册第31-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19] 尹小燕:《迁安县发现商代器物》,《文物春秋》1996年1期。
[20] 周初“封殷遗民于旧邦”,很多商代的封国得以保存。箕国不存,可能和箕子北奔朝鲜相关,
[21]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308页,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1983年9月第2次印刷。以下所引《左传》内容,均据《春秋左传注》本。
[22] 见该书上册第60-62页。
[23] 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的情况将在第三章详细介绍,此略。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40页。
[25] 郭沫若认为土方在“殷之西北或正北……盖在今山西北部。”见《卜辞通纂》考释第513片。
[26] 《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第54页。金耀《亚微考释——兼论商代孤竹国》也持同样的观点,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27] 孤竹的族姓,见《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第49-50页。
[28] 孤竹的族姓,见《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第49-50页。
[29] 金耀:《亚微考释——兼论商代孤竹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30] 释文转引自金耀《亚微考释——兼论商代孤竹国》一文。
[31] 见《文物春秋》1991年第2期。
[32]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金岳《易水天鼋方国考》,《文物春秋》1992年3期。甲骨卜辞均引自该文。
[33] 司马贞《史记索隐》称“河东皮氏县有耿乡。”认为祖乙所迁之邢即此耿乡。
[3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1《说耿》所说邢的地望实即今河南温县。
[35]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33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36] 《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37]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孟世凯《甲骨文中井方新考》和李民、朱桢《商代祖乙迁都考辨》两文。两文均见《邢台历时文化论丛》一书,孟世凯文见第68-81页。李民文见第35-47页。甲骨文转引自孟世凯文。
[38] 李民、朱桢《商代祖乙迁都考辨》认为井方曾从“北土”内迁,迁至今邢台一带。何光岳《井国的来源和迁徙》认为井方是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姓的一支,原居于宝鸡姜水一带,后迁于豫北、晋东南、河北井陉一带。何光岳文见《邢台历史文化论丛》第84-96页。
[39] 《文物春秋》1995年2期。
[40] 《史记》卷43《赵世家》,第6册第1803页。
[41] 方国、北方两节参考金岳《滹沱河商族方国考》一文,见《文物春秋》1995年2期。甲骨卜辞录文均转引自该文。
[42] 参考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88年新版145页;孟世凯:《商代“北土”方国与氏族初探》,《河北学刊》1991年6期。卜辞录文据以上二文。
[43] 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45] 渤方一节参考金岳《滹沱河商族方国考》一文,见《文物春秋》1995年2期。甲骨卜辞录文均转引自该文。
[46] 在112座墓葬中,以狗殉葬的有38座,假设17座贵族墓都有殉狗,则其余21座墓主应属于平民。藁城台西遗址情况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47] 关于巨桥的解释,《史记索隐》引邹诞生语,认为是征收赋税的量器名,但从《史记》卷4《周本纪》所说周武王灭商后“发巨桥之粟”一语看,应是粮仓名。
[48] 《史记》卷4《周本纪》,第1册第126页。
[49] 《史记》卷3《殷本纪》,第1册第105页。
[50] 《殷墟书契前编》7、30、2。
[51] 《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
[52] 《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3]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54]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高汉玉、王任曹、陈云昌:《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王若愚:《从台西村出土的商代织物纺织工具谈当时的纺织》,同前。
[55] 宋镇豪:《商代邑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6] 参考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12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57] 参考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一文,见《文物》1974年第8期。
[5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59] 元氏西周遗址和铜器出土情况见《河北日报》1984年11月2日所刊《元氏县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考古》1979年第1期所刊《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等。
[60] 以上录文及释义均据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一文,见《考古》1979年1期。
[61] 《大戴礼记》卷7《帝系篇》,见《从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本第1028册118页。《国语》卷10《晋语四》,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1982年9月第2次印刷,下册第356页。
[62] 对铭文的释义,沈长云《元氏铜器补说》认为“臣谏”下所缺字应为“父”,“臣谏亡”谈的是臣谏父亲亡故,而不是臣谏子亡;“皇辟侯”不指邢侯而指侯。因此在铭文的解释上,沈文与李文有所不同。沈文刊于《邢台历史文化论丛》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63] 《后汉书》版本据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1982年8月第3次印刷。
[64] 见《汉书·地理志下》。
[65] 见《观堂集林》卷18《北伯鼎跋》,第3册第884页。王国维还提出邶即燕的观点,学者多不从。
[66] 也有的学者认为邶国与涞水流域的“北方”互不关联,邶国为周封之国,在冀南;北方为殷商的同姓方国,在冀北,
[67] 杨文山《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一文进一步推论受封是在周公去世不久成王亲政之时。具体年代应是周成王二十二年。见《邢台历史文化论丛》。
[68] 铭文原为8行,以上是前5行的内容,据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一文及李学勤《麦尊与邢国初封》录出。《麦尊与邢国初封》见于《邢台历史文化论丛》一书。
[69] 见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70] 见杨文山《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一文,收入《邢台历史文化论丛》。
[71]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第251页,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1983年9月第2次印刷。以下所引《春秋》内容,均据《春秋左传注》本。
[72] 《邢台历史文化论丛》131页。
[7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条注称今德州市北亦有夷仪。不知所据,见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1983年9月第2次印刷,第3册第1101页。
[74] 《邢台历史文化论丛》175页-184页。
[75] 《邢台历史文化论丛》185页-184页。
[76] 《左传》僖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条,第1册第387页。
[77] 《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条,第1册第429页,
[78] 《中国史研究》1982年2期。
[79] 《今本竹书纪年》虽是伪书,不足为据,但此说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80] 分别见第一册第22-23页“春秋晋秦图”。
[81] 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南昌第1次印刷,224页.
[82] 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文物春秋》1997年3期。
[83] 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何光岳《中原古国源流史》即持此种观点。分别见:《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361页;《中原古国源流史》第286页,1995年4月第1版。
[84] 《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出版。
[85] 魏建震:《三代河北中南部古国古部族考》,油印本第40页,未刊。
[86] 上册第33页。
[87] 唐兰认为昭王时有王姜,即房后,房为姜姓。魏建震认为房为姜姓不可靠,称“王姜之器唐氏断代有误。王姜与太保并见于叔卣和叔簋,太保广见于周初铜器,故周初之太保、王姜应活动于成康之世,为成王后。可见房为姜姓不可靠。”
[88] 以上主要参考魏建震《三代河北中南部古国古部族考》。
[89] 有关山戎部分的情况,参考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滦平发现山戎氏族墓葬》,《光明日报》1977年12月9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群发现》,《文物资料丛刊》7期;沈军山《试谈山戎的人体装饰品》,《文物春秋》1995年1期;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90] 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91]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年1期。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肥都在今河北晋县西。按:藁城位于晋县(现已经改称晋州市)西,认为肥都在晋县西实则认为在藁城。
[92] 《春秋左传注》第3册第1370页。
[93] 见该书第73页。
[94]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年1期
[95] 据《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条,第4册第1431页。
[96] 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条,第4册第1435页。
[97] 关于涉县之名的起源,《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魏郡记属县有沙县。对于这一记载,后人的看法有分歧,涉县地名办公室1984年12月印刷的《涉县地名志》14-15页总括了四种说法,一是认为始置沙县,后改涉县。二是认为始置漠县,后改涉县。三是认为两汉皆为沙县,魏三国时始改涉。四是认为始置涉县,“沙”乃与“涉”字形相近而致误。以上四种看法,我认为第四种意见最有道理。《涉县地名志》引《水经注疏》称:“……元和志涉县本汉旧县,因涉河为名,王子侯表离石侯绾更为涉侯,今本两汉志作沙皆形近致误。”《水经注疏》认为《汉书·地理志上》所记沙县是涉县之误,理由有二:第一,《元和郡县图志》卷15潞州涉县条直接就说涉县“本汉旧县”,而未说由沙县改称;第二,《汉书》卷15上《王子侯表上》称代共王子离石侯绾曾于汉武帝时期“正月壬戌封,后更为涉侯。”说明
[转载]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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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商史(1)商人的起源
刊登于《中国企业家》2011年第7期,刊登版本有所删节。
如果你有机会去河南商丘的话,当地人会告诉你:历史上,此地人最早发明了做生意,所以该地才被称为“商丘”。
这段“传说”搞错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商”,是地名。远古时代,人们以地名为国名。有一支氏民居住在“商”地,被称为“商人”,后来他们迁徙到了一个叫做“殷”(今安阳)的地方,因而又被称为“殷人”。
今天,如果我们要追问:为什么生意人被称为“商人”?那么,我们不得不追溯到数千年前生活在“商”地的氏民,并用这个地方发生的种种故事来为“商人”一词解码。
我们常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传统,实际上并不准确,它指的仅仅是西周以来三千年的文化传统。殷周之际,发生了一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变革,史称“文武革命”。史家历来将周人以前的历史一笔带过,似乎那段洪荒岁月已杳然不可考。然而,请不要忘了,造成世人“集体失忆”的,并非时间,而是人们的意识。正是某种统治文化的力量,决定了什么值得我们记忆,什么需要被忘却。而恰恰是那些生活在文化边缘的遗民,保存了对历史的真实记忆。
文武革命,革掉了商王朝的天命,也抹掉了周代以前数千年的传统。这里所谓的“传统”,我称之为“商人传统”或者“商统”。它所指的并非商代一朝一代的传统,而是自黄帝以来整个上古时代的道统。
周武王攻破朝歌,商纣自焚而死。商人按照自己的传统,立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为王。而对于周人来说,殷商后裔(即“殷遗民”)的问题不解决,周人的统治便未能安稳。
“伐纣”之时,周人把革命的理由归于商纣一人的荒淫无道。然“伐纣”与“剪商”毕竟是两回事。
周武王年迈,伐纣之后,未及数年驾崩,其年幼的儿子成王即位。周武王死时,据说遗命将王位传给其同母弟周公。周公却暗中将武王遗命掩藏,让成王继位,并以成王幼弱为名,由自己摄政。武王的三位同父异母的兄弟趁势而起,称周公将以摄政为名篡夺王位,周公遂出兵东征(三兄弟分封在东边)。东征的理由极其巧妙,周公向天下人宣称,三兄弟是受武庚禄父的蛊惑而叛乱。
东征三年,周公不仅掩灭了周王室内部的杂音,而且顺势彻底征服了殷遗民,史称“剪灭殷”。
殷遗民被肢解后,主要分为三支。一支留在原址,建立宋国,由商纣的哥哥微子统帅。另外两大支脉,一支迁到周公的封地鲁国,一支迁到周人新建的东都洛阳。
商代的物质文明极其发达,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工匠,这正是周人营造新城的重要资源。迁到洛阳的殷遗民绝不会同留在宋国的同胞们那样享受王者之后的待遇,他们是以劳力换生存的被征服者。拥有高超技术的殷遗民,在周人的统治下仍旧维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成为城市中独立的族群,人们沿用其旧名,称他们为“商人”。
古人的职业是以氏族为依托而传承的。因此,指称一个族群的名称,也就同时用以指称一种职业。随着朝代的更替,族群的融合,“商人”不再特指某一氏族,而成为职业的泛称。
“贱商”的文化传统,直接起源于商人作为被征服者的身份。中国历史传统上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与其说是基于经济的考量,毋宁说是归因于政治。周代以后,人们的文化记忆中培养起一种意识:商人是奴隶的职业。这种意识经过历代政治教化的发酵,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即商人是见利忘义的卑微小人,商业是可鄙的职业。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众多殷商时期的文物被发掘出土。其工艺之精湛,艺术造诣之高妙,极为震撼人心。以至于有奇谈怪论,以为此等超绝的古文化遗产得益于外星人所赐。这些荒谬推论,恰恰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即三千年的稳定结构已使得我们贫乏到连去承认古人辉煌历史的勇气也失去了。[转载]周族的起源与先周世系
周族的起源与先周世系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殷本纪》。
③ 《史记·周本纪》。
据《史记》可知先周世系依次为:弃(后稷)——不密——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文王)
公叔祖类死后,其子古公亶父继位。古公亶父是先周历史上的又一位著名先公。史载他继位以后,“复修后稷、公刘之业”④,受到国人的拥戴。当时周人所居之豳处于戎秋等游牧部落的包围之中,这些部落经常攻击周人,掠夺人口和财富,严重妨碍了周族的发展。古公亶父继位以后,戎狄又乘机大举进犯。古公向狄人进“皮币”、“珠玉”,狄人接受财物后照样进攻,又进献了许多牲畜、财宝仍无济于事。对此,周族民众十分愤怒,欲与戎狄决一死战。古公亶父为避免族人流血牺牲,毅然率领族众离开豳地以避戎狄。他们越过梁山,渡过沮水和漆水到达岐山之下的周原。周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于农业生产。周人在这里定居并废除戎狄的生活习惯,打破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使族人“邑别居之”,建立了以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开始“营筑城郭室屋”、“作五官有司”①,设官定职,管理庶务。他们开辟田野,悉心经营,国势逐渐强盛。周人也于此时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周族的后人对此事赞扬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②,称颂周人翦商事业自此开始,实际上当时周人并不一定已有灭商念头,但灭商的物质基础确实是由此开始奠定的。由于古公亶父的伟大功绩,周人尊其为太王。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国语·周语》。
③ 《史记·周本纪》。
④ 《史记·周本纪》。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诗·鲁颂?閟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23c400100ikiq.html
《山海经》中记载了一个周人的世系,即帝俊(帝喾)生后稷与台玺,台玺生叔均,但周人的世系里没有台玺和叔均,可见先周的世系周人自己都朦胧得很。
现在流传的那些残存下来的周先祖的名称,有些可能根本不是父子关系。因为在周人归附大商之前,还是一个落后野蛮的民族,文化水平极差,对于自己祖先的问题本来是很不关心的,他们的祭祀、文化基本上都是跟着商人学来的。等他们开始学着要祭祀祖先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先祖们的世系已经很模糊了,只能把还能记得的几位祖先勉强凑合起来,形成一个断断续续的谱系。
所以《世本》也罢,《史记》也罢,记载的先周世系都不可信,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的时候早就指出来了。至于那些族谱里记载的周人世系就更靠不住了,不仅后出,而且造假造得太明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大家知道,周的始祖是后稷。按照《尚书》等先秦典籍的说法,他应生活在舜禹时代。《国语》记载:“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这就是说,周族由后稷创业开始,到武王即位以前为止,周族先后曾经历了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渝、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及文王等15位先祖。
但是《孟子》说舜与文王,“世之相去千有余岁。”在10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周族仅仅经历了15位先祖,先周世系可信乎?虽然许多历史书籍都有记载周氏世系,但是其代数不可信,因为相隔一千多年竟然不到二十世,史学家都质疑世系的可靠性。当代学者认为,世系里的名字均为事实,但是世系只取录有功绩或重要的人物而遗漏其余的人物。
今发现《四川省重庆府川东道璧山县天池古氏谱》(清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手抄本,四川大学古大田教授珍藏)。根据这部珍贵的古氏族谱,我们能够找到周氏远祖的踪迹,在此录下,以作参考:
一世:黄帝
二世:少昊
三世:蟜极
四世:帝喾
五世:后稷讳弃,初仕尧,官司农,教民稼穑;继佐舜,亦官大司农,播种五谷,封国于邰。
六世:不窋,佐大禹,亦官大司农。
七世:鞠,鞠公字德宣,袭爵邰侯。
八世:育
九世:抚
十世:拔
十一世:膺
十二世:胜,胜公仕夏
十三世:含章
十四世:郝
十五世:乾
十六世:公刘,由狄迁豳,袭爵为侯,屡谏桀王不从,自修后稷之业
十七世:堃,堃公仕商,袭爵
十八世:庆节,继爵。
十九世:皇仆,字元音,袭爵。
二十世:太素,袭爵。
二十一世:国华,继位。
二十二世:差弗,继位。
二十三世:绍穆,继位。
二十四世:承启,继位
二十五世:殷仲
二十六世:怀德
二十七世:毁隃,继位
二十八世:超,继位
二十九世:公非,袭爵
三十世:至详,继位
三十一世:尚贞,继位
三十二世:高圉,继位
三十三世:亚圉,继位
三十四世:祖类,字公叔
三十五世:亶父,字古公,由豳迁岐
三十六世:季历,娶挚任氏女太任(妊)
三十七世:昌,周文王
三十八世:发,周武王;旦,周公
http://www.kangshiw.com/a/news/xsyj/201310301696.html
《卫国文化史考》第一章 周族的起源(第一节)
万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即所谓木有本则枝荣,水有源则流长。追溯卫国人的起源和根之所在,当追溯到传说时代的黄帝王朝和后来的后稷及周族。
1、周族源于黄帝和帝喾
在华夏民族的远古时期,神话时代结束后,传说时代开始。传说是辗转述说,是有关某人某事或某地的传闻。传说多少总有事实成份的存在,比起神话来说更为可信。
中国的传说时代,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黄帝王朝时代。在这个王朝中,出现五位著名的领袖人物,史学家称为“五帝”,所以也可以称之为五帝时代。
五帝有五种说法,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天神,即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的说法最为流行。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列举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是中华文明史的肇造者,被称为“中华文明始祖”。
1992年10月,在郑州举行的“中华文化与中原文明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经过实地考察认为,黄帝故都、故里轩辕丘遗址在今河南新郑市。晋《帝王世纪》曰:“黄帝都有熊,居轩辕之丘,有熊国在今河南新郑是也。”中国最新出版的《炎黄汇典》方志卷记:“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生于轩辕丘,因名轩辕。轩辕丘在新郑县境。”
黄帝在位的时期,是远古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率族打败蚩尤,降服炎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上方。”使中原各部落实现了统一。黄帝的伟大发明有房屋、衣裳、车船、兵器、阵法、音乐、器具、井田等。他还被道家和道教推崇为领袖人物之一。
传说黄帝一生有四妃十嫔。正妃为西陵氏,名嫘祖,曾亲自栽桑养蚕,教民纺织,故被祀为“先蚕”。次妃为方雷氏,名女节。又次妃为彤鱼氏,最次妃为嫫母。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14人被分封得姓,共得到12个姓,他们是: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衣。相传尧、舜、禹、汤等均是他的后裔,因此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姬姓是黄帝的嫡系子孙,相传黄帝出生在一条叫姬的河边,于是以姬为氏。望族居于南阳郡,即现在的南阳市宛城区、卧龙区。姬姓在中华民族长达5000年的发展过程中,是最古老的一个姓氏。姬姓的堂号为寿丘堂、赤舄堂。姬姓宗祠四言通用联为:“源自黄帝,望出南阳。”七言以上通用联为:“教稼田官,肇周家始祖;行仁者王,徙岐山古公。”
姬姓的诸侯国有燕、鲁、郑、卫、蔡、吴、晋、曹、刘、荣、甘、焦、胡、蒋、耿、邢、唐、霍、毛、毕、应、凡、沈、戴、韩、赖等。其中,卫国就是由姬姓发展而来的,是黄帝的后裔。
姬轩辕升天以后,其子金天部落酋长己挚继位,在位八十四年,默默无闻,史学家未把他列入“五帝”。他逝世后,由其侄、高阳部落的酋长姬颛顼继位,他是五帝中第二帝,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他号称玄帝,崇尚黑颜色的君主。有“文治之功”,《史记》说他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颛顼在位期间,创制九州,使中国首次有了版图界线;建立统治机构,定婚姻,制嫁娶,研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下令民间禁绝巫教;改革甲历,确定四季和二十四节气。
颛顼卒,其侄帝喾继位。
帝喾,为上古时期“五帝”中的第三帝,系黄帝的曾孙,名姬夋,高辛氏部落酋长。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根基,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也是姬姓卫国人的祖先。
帝喾“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土。帝喾既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月所至,莫不从服。”
帝喾的四个妻子生了四个儿子,在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他的元妃姜嫄生了弃(即后稷),弃是周的始祖,当然也是卫的远祖。弃为中国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次妃简狄生子契,契是商的祖先。次妃庆都生子尧,尧是历史上有名的圣贤之君、五帝之一。次妃常仪生子挚,挚继承了喾的帝位,九年后禅让给帝尧。
帝喾的部落,《春秋纬》中一本叫《命历序》的书说传10世400年,《易纬》中的《稽览图》说是350年。帝喾在民族融合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五帝德》提出第一种“五帝说”,他便为五帝之一。至于他与高辛氏的关系,正如颛顼和高阳氏的关系一样,也是到《五帝德》和《帝系》中才合而为一的,以后遂成了历史的定说。
帝喾时风调雨顺,粮食丰稔,民众安居乐业,战事不多。传说在帝喾带领常仪、帝女南巡时,在云梦大泽遇到了房王作乱。当时帝女带一只有神通的狗,名叫盘瓠,它暗暗跑到敌营,咬死房王,平息了祸乱。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至于帝喾把帝女和宫女许配给盘瓠,各生十二个男女,分送到湖南、浙江等地,就更不足为信了。
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命乐师咸黑制作了九招、六列、六英等歌曲,又命乐垂作鼙鼓、钟、磐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鸣之后,凤凰、大翟等名贵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时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
帝喾生前爱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恒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南到南阳、湖北至湖南长沙,参观了女娲、少昊、黄帝等留下的遗址,几乎游遍了五岳。
著名文学家曹植曾作《帝喾赞》以颂之:“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抚宁天地,神圣灵宫,教讫四海,明并日月。”
帝喾姬夋逝世后,其子姬挚继位,他也不在“五帝”之列,因荒淫昏虐,到纪元前2358年,在一场政变中被杀。
2、从后稷到公刘的历史
后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被周族尊为稷神的祖先,也是卫人所敬仰的一位远祖。
《诗经·大雅·生民》描写了周族自古相传的后稷神话。诗共八章,前五章讲的是天生后稷的神话: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糜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潇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为罪悔,以迄于今。
这首诗是说周的先祖后稷是帝喾后妃姜嫄降生的。姜嫄祭祀郊郊神廪,以期生育儿子。循巨人(天帝)足迹心有所动,怀孕生下了后稷。也即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稷生下来被放置在狭隘的小巷里,路过的牛羊哺育保护他。再被放置到树林里,恰巧遇到很多来伐木的人照料他。又被放置到河中寒冷的冰面上,又有飞鸟来覆盖他。姜嫄看到其子命大,把其抱回开始哺养他,为他取名叫弃。姜嫄是有邰氏之女,《说文》说邰是“周弃外家国”。邰在今陕西武功、扶风间。后稷在娘家长大了,很有智慧,他种的大豆、麻麦长势茂盛,禾穗丰硕。瓜果累累结实,谷穗颗粒沉甸。人们欢庆丰收,用蒸酒、公羊等去祭祀,天帝安然享祭。从后稷开始,这种祭祀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史记·周本纪》也详细而生动地记载了姜嫄践巨人足印而生后稷的神奇故事。记述了他三次被抛弃的经过。弃在姜嫄抚养下长大成人,他喜欢耕种,民众都效仿他种植谷物,而且日子越过越好,尧帝听说这件事后,提拔弃为农师。舜帝说:“弃,百姓从前挨饿,你适时播种了谷物,拯救了万民。”于是封弃在邰地,号为后稷,独立赐姓为姬姓。
《山海经》中也保存有不少关于后稷的神话。如“帝夋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耕。”在人们传说中,“后稷是农神,其孙叔均乃为‘田祖’等”。
从后稷的传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支姬姓部落很早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生产的部落,而且设立了农正、农师等官职。自上而下,有农官系统。比起夏族和商族,能够后来居上,也是由于农业发达的缘故。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后稷传位给其弟台玺,台玺传给其子叔均,都继承后稷播百谷的事业。《山海经·海内经》又说叔均“是始为国”。后稷是周族从母系制转变为父系制后的第一代祖先,相传两代就建国,不太可能。叔均之后的世系不明,而《世本》和《史记》所说后稷生不窋,当然不可信。
《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王克安之。”又载卫彪侯说:“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根据《史记·周本纪》和《世本》的索引、集解所引,十五世的世系有如下表:
(1)后稷(名弃)——(2)不窋——(3)鞠(《世本》作鞠陶)——(4)公刘——(5)庆节——(6)皇仆——(7)差弗——(8)毁隃——(《世本》作伪榆)(9)公非——(《世本》作公非辟方)(10)高圉(《世本》作高圉侯侔)——(11)亚圉(《世本》作亚圉云都)——(12)公叔祖类(《世本》作祖绀诸盩)——(13)古公亶父——(14)(泰伯、虞仲)季历(王季、公季)——(15)文王。
上述的世系从尧舜时代到姬昌,历经夏、商千余年,只发展了十五代,从时间上难圆其说,缺少的十几代人,有待于以后继续考证。
夏代后期,由于受到西北黄土高原上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侵扰,这支姬姓部落的居住地也受到严重影响,首领不窋率众北迁,在泾水中游一带居住,坚持农业生产,谋求发展。又经历数代,大约在商代中期,公刘迁都到豳,成为商王统治下的一个方国。
公刘时期的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到豳。《诗经·大雅·公刘》就是描写和歌颂这件大事的诗篇。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见《史记·周本纪》)
在周族早期世系中,公刘第一个称“公”,后来才有了公非、公叔祖类、古公亶父。杨宽先生《西周史》一文中指出,“公”和后来的“王”季一样,是称号,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从公刘第一个称“公”来看,周族创建国家当在公刘时代,即商代中期。公刘不仅创建了国家机构,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建造了厅堂、宫室,在郊外对平原和低地加以开垦,发展农牧业,采矿改进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在高冈一带还驻扎了三支军队,保卫族人所取得的劳动成果。公刘是继后稷之后的又一位伟人。“周道之兴自此始”,(见《史纪·周本纪》)。公刘时期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公刘再经七、八代,到高圉、亚圉时代,大约正当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成为殷西的大邦。由亚圉再传两代,就是古公亶父。
3、古公率部落迁徙和周族的形成
公刘死后,到第十代时,古公亶父被拥立为姬姓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继续从事后稷、公刘的事业,做了大量有德义的事情,国人都爱戴他。临近的戎狄部落看到姬姓部落的富裕,渐起贪心,薰育戎狄公然到豳地抢劫姬姓部落的财物。古公就把财物给他们。不久薰育又来进攻,想得到土地和人民。人民都很愤怒,想与他们开战。古公亶父说:“大家推举我做君王,为的是让我能多为你们做些好事,眼前戎狄要发动战争,目的是想强占我们部落的土地和人民。你们在我管理下生活和在戎狄那里生活有别吗?你们如果决心要与戎狄拼一死活,难道不是为我而战?你们当中有的人的父亲或儿子会战死的,他们为我战死,与我把他们杀死有何区别?我绝不忍心让你们干这样的事。”古公便带着部落人众离开了居住多年的豳地。
古公一行爬山涉水,翻山越岭,渡过了漆水和沮水(今陕西麟游县),爬过了梁山(也在麟游县境内),来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在这里安营扎寨。岐山之阳自古就是一片水美土肥的地方,人民称这里为“周原”,传说连苦菜生长在这里也是甜的。古公向上帝和祖先举行占卜,得到的是好兆头。于是就在周原建起房子定居,因居于周地,故国号曰周。从此,姬姓部落的人就称为“周人”、“周族”。
古公亶父在周原上带领人民开垦荒地,修筑沟渠,还命令官吏修建起宗庙和宫殿,在外围垒起坚固的城墙。豳地的人民扶老携弱,来到岐山脚下重新归附古公亶父。别的地区的人民听说古公亶父很仁慈,也有许多人来归附他。于是古公亶父就废除了戎狄的习俗,划分出不同的邑落让他们居住,还设置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种官僚机构来统治人民。这样,周人向阶级社会大大迈进了一步,而古公亶父便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君主。
《诗歌·大雅·绵》记载了古公亶父率族迁周原之事:“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组东,周爰执事。”周地变得繁荣昌盛,周部族也日益强大。
古公亶父的三个儿子泰伯、虞仲和季历不仅非常尊敬他们的父亲古公,而且彼此之间互敬互让,团结友爱。
季历的妻子太妊是一位品格高尚的妇女,他和季历一样很讨古公的欢喜。她生个儿子,起名叫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姬昌。古公看到这孩子聪明颖悟,想把君位传给这个孩子,对人说道:“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 二人及奔至荆蛮,纹身断发,以让季历。后奔向无锡梅里一带,建立了强大的吴国。周朝建国后被封为同姓诸侯国。
王季继位后,周族的力量又有了发展,并在商王武乙三十四年与商王朝改善了关系,得到了土地等赏赐。有了商王朝的支持,王季率军队征伐西落鬼戎,12个部落的首领做了俘虏,而且获得了大片的土地和大批的奴隶。文丁四年,又获得了攻伐余无之戎的胜利。商王文丁看到季历有才干,封他为殷牧师,管理商王朝的畜牧业。文丁七年,季历又争得了攻伐翳徒之戎的胜利,解除了戎狄的威胁,保证了周国边境的安全和扩大了疆域。
周族的积极向外扩张和势力的不断发展,逐渐构成对商王朝的威胁。就在文丁十一年,商王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季历杀死。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后世有名的周文王。
周氏家族起源
一、周姓来源:
黄帝的四世孙后稷,姓姬。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周公东征胜利后,大规模分封诸侯,其中姬姓国就有53个。这些姬姓国的后人大多改以国名、地名及祖父名号为姓氏。
公元前256年,周被秦国所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周宗室子孙以周为氏。如周平王之后,这一支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周姓来源的主要部分。
另有周赧王之后,在唐代先天(712-713年)年间,因避唐玄宗名讳改姬姓为周姓。周公旦之后姓周。
《河图运录法》记载,远古黄帝轩辕氏时有一位叫周昌的大将,至商代又有一名叫周任的太史,这两人的后代都以周为姓氏,分散于古时的汝南(今河南、安徽一带)、庐江(今安徽、湖北省境)、浔阳(今属江西省)、临川(今属江西省)、陈留(今属河南省境)、沛国(今属河南、安徽、江苏省境)、泰山(今属山东省境)、河南(今属河南省境)等地。
3、少数民族改为周姓
1)南北朝时,北魏献帝的第二个哥哥,原姓普,后改姓周。《魏书·官氏志》记载:“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献帝时,把北魏国拓跋氏分为七份,以七兄弟统率之。由此可知,拓跋氏改姓周氏的,不只献文帝的次兄一人,还有次兄统率的那一部分国人。周氏,是北魏国兴旺的七族之一。魏拓跋氏改姓周氏的后代,有隋朝名将周摇。周摇(约
507--590),字世安,是北魏献帝次兄普乃氏(普氏)的后代。
2)唐朝上元年间,少数民族有“暨佐时”(音译)三字姓的,改为周氏。
3)代北(今山西省东北部)的复姓“贺鲁”氏,改为周氏,贺鲁氏是由“夷”(少数民族)变为周姓。
4 、唐朝先天、开元年间,姬姓改为周姓。
唐玄宗名叫李隆基,“姬”与“基”声音相近,当时长安姬姓,为避唐玄宗名讳,改为周姓。
他姓改为周姓
5、五代后梁,成油的子孙改姓周。
成油(仙锐),是唐朝末年的荆南节度使,他是淮西人,成油生前本姓成,并未姓周,他是死后才被梁太祖朱温赐姓周的
唐朝末年,苏益人福建,定居同安,裔孙昌盛,成为南方大族之一。苏益的六代孙居住福建泉州卓源乡新康里,因遭粮累,财产没官,族人还受元朝官军围剿,各自逃难,其侄苏可安改姓周。自此以后,这支周氏族人繁衍,并迁移人台湾新竹县。
明朝第一代吉王朱见浚,为明英宗第七子,成化十三年 (1477)就藩长沙。第四代吉王称为吉端王,吉端王的嫡子袭封,死后无嗣,吉端二子又袭封。明朝亡后,袭封的吉王逃往广东,死于缅甸。吉端王的第三子朱翊铤(yan延),封长沙郡王。朱翊铤的庶子朱万世,在明亡后,逃往宁乡周家,为避祸,改姓周,其子孙一直姓周。
二、迁徙分布:
1、周氏早期主要在河南发展繁衍。这一时期,周姓迁徙到今河南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并在当地形成望族,即汝南周氏。
周平王之后,这一支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周姓来源的主要部分。汝南安城周氏都是西汉汝坟侯周仁的后裔,周仁生十子,徙于安成。周仁5世孙周燕,生5子,后皆至刺史、太守之职。5子号称"五龙",各居一里,皆以儒学传家。子孙繁盛,分衍出许多支脉. 魏晋南北朝之时,因北方长年战乱,出现了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周姓族人也随从中原的士族大举南迁。
两晋时期,汝南安成周氏周浚一门三封。周颤,周嵩。周馥等著名人物。
安城周氏周景家族一支迁居今安徽庐江,形成旺族.其后裔世代在朝廷为官,散居各地.隋唐时期其中一支由山东迁徙湖北后再迁徙湖南,即周敦颐家族.
汝南安城周姓,自周燕始,除了其五个儿子,史志上留有姓名并立传者多达二百三十九人,代代人才辈出,为官者甚多。此现象堪称历史奇迹.汝南安城周氏各家族经过战乱之后纷纷逃亡外地,最终遍布全国.
2-唐初,有周姓族人随陈元光入闽开基福建漳州。
唐朝末年,军阀混战,河南光州固始县周姓迁徙福建。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4),周德琰为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县令,生三子,三子随父居固始县。唐昭宗乾宁四年(896),六镇藩镇叛乱,周德琰次子周枢,与游、刘、翁、范等姓人闽,选择福建建瓯县(1913年建安、瓯方二县合并设置)的马伏为世居地,称为“马伏周家”。周枢随父宦居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昭宗乾宁四年人闽,居住马伏,为人闽之始祖。周枢的后裔周枯,于北宋太宗淳化二年(991),迁居福建崇安县的仙店,周枯为仙店支派的一世祖。
北宋末年,金兵攻陷汴京,宋高宗南渡长江,河南固始县周姓随宋南渡,迁至闽汀宁化(今福建省宁化县,古代宁化县属汀州),犹长于宁化。南宋末年元朝初年,这支由河南迁人福建宁化县的周姓,继续南迁入广东梅县
又-唐初,润州丹阳周侁(生于651年),681-682年为官江州(九江)镇南武节大将军,迁徒江州瑞昌王仙乡辂北(瑞昌市南义镇小坳村),七世孙周勍,字大节(834-918)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年-后梁贞明四年戊寅年,唐僖宗中和二年七月授以殿中侍御史,唐文宗天佑元年加兵部尚书,周勍七世孙师字辈四十二人,遍布瑞昌,故有周姓占半瑞昌之说,部分迁徒湖北、湖南、福建、陕西、浙江,以湖北阳新广济为多。辂北大泉山勍公墓和匡灶凤凰山祖妣墓保存完好。
3-北宋末年与南宋末年从中原南徙广东。
新会县桥亭房周氏,始祖周海门,原河南汴(汴京,开封)人,宋南渡后居广东南雄珠玑巷,后乃居新会桥亭。又,新会县沙富房周氏,一世祖周监,字天枯,原籍河南许州长葛县,遭元乱,千里间关,扈宋少帝至粤之冈州崖山。
广东新会县这二房周氏,原籍均在河南,分别是南宋初年随宋高宗南渡与南宋末年随宋少帝南徙的。
梅县周氏大始祖周仁德,原籍河南固始县,随宋高宗南渡,迁居福建宁化县。南宋末元初,其裔孙“由闽迁粤”,迁居广东长东县(今五华县,在广东东部,梅江上游),至七世祖周(王宣),始迁梅县。周碹是梅县始迁祖,又是由闽迁粤的七世祖,所以至今广东梅县周姓称他为“始祖七位公”。
石碑周氏初祖炳四公,兄世常,生江右(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于元明间徙居湖南宝庆邵东之石碑。湖州周氏,一世祖周志亮,元末明初“奉旨屯垦湘潭,后卜居湘潭”。周志亮次子周肇翔,洪武年间“迁屯益阳”,于是“隶籍益阳”。明初,永乐袭位,濂溪后裔周是修公尽节而殁,
后其弟周特修有子三化名为伏姓至赣入蜀,隐居重庆府涪州,后复姓为周,明末清初,该支周有仁宁君之子周可伦自重庆涪洲响水沟从戎至四川苍溪落业。清初江西移民湖南的第二次高潮中,湖南衡山始祖,是由江西永新县厚田迁来。
明清以来,周姓比较集中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川等省。
周姓大多是祖上由北方南迁福建和广东,再由福建、广东移居台湾的。
清康熙到乾隆年间,有泉州人周延群乘船东渡,入垦台北县石碇乡;泉州人周炎移居台北县景美镇开垦奠基。清嘉庆年间,富阳(今属浙江)人周凯曾任台湾道台,后死于任上。
6-大陆周姓移居海外,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时代;周姓旅居海外的地方,主要是中南半岛与南洋一带;海外周姓侨胞,主要来自大陆的福建、广东(包括现今的海南省)两省。海外周姓华人来自广东省的潮州、汕头地区的,占较大比例。
1)广东省揭阳县的伯劳浦乡周氏。明朝洪武初年,其始祖周朴叟,人称周伯,由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迁来广东揭阳县。他在埔上开荒,又引清泉上埔,人们于是将“埔”字去土添水,改为“浦”字,将“伯劳浦”作地名。伯劳浦乡往海外谋生的人较多。泰国首都曼谷有旅泰揭阳县伯劳浦家族会,此外还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2)福建周姓移居南洋。清末福建周姓之移居南洋,先后梯航南来,开拓新天地。其彰明较著的创始人有:周英美之开埠文德甲,周公南之经营巫罗加什,周公秀之垦殖麻坡浮林望,周卿昌、周卿安之贸迁于新加坡及马六甲,周孙品、周孙华之往来各地沟通侨信等。
三、郡望、堂号:
1 郡望(汝南、沛郡、陈留、浔阳、临川、庐江、泰山、淮南、永安、河间、临汝、华阴、河东、清河、江陵、长安、河南、昭州)
汝南郡:《在汉朝以后分出郡望为:临汝郡、陈留郡、河间郡、河东郡、》
汝南安城周氏为周平王少子烈的后代,其开基始祖为周平王少子姬烈第十八代裔孙周邕。有汝南周氏遍天下之说。汝南安城周氏在汉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这支周姓人中历代人才辈出.有汉执金吾周球.汉决曹掾周 燕.东吴大都督周 瑜.晋征西将军寻阳侯周访.晋梁益诸军都督鹰扬将军爵建城公周楚.晋龙镶将军周虓.梁庐桂二州刺史保城侯周灵起。唐武卫大将军周法尚.唐左屯卫大将军谯郡公周绍范.唐左金吾大将军征南大元帅周如锡.唐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侍郎当朝宰相周墀.宋礼部侍郎周元孙等人.自周邕开基之始,史志上留有姓名并立传者多达二百三十九人,世代文武进士及第入仕.赫显历代朝廷.
临汝郡:
唐天宝初年改汝州置,治所在梁县(今河南临汝),乾元初又复名汝州。临汝周氏也是由汝南安成周氏分出的,是汉汝坟侯周仁的第三十二代裔孙屯田员外郎常州长史周基。周基子周允元,仕至凤阁侍郎、平章事
沛国郡:
汉时置郡。此支周氏,部分人于秦代迁往沛郡,成为当地著姓. 汉代汾阴侯周昌、周勃、名将周亚夫即属此支。。
陈留郡:
西汉时置郡。此支周氏为汉代周仁之后,其开基始祖为晋代的周震。
河间郡:
西汉高帝置.河间周氏世居河间文县(今属河北),自称出自汉汝坟侯周仁之后,是汝南安成周氏的分支。这支周姓人中最为著名的是北周时的周惠达。
华阴郡:
唐天宝元年改华州置,治所在郑县(今陕西华县),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华州。华阴周氏的族源尚不明确。其家谱称为晋宋之际有位名为周谟的人,曾随大将朱龄石北伐,自丹阳(今江苏南京)入关,后来留居华阴(今陕西华县),遂为华阴周氏开基。隋唐时,这支周姓人中有乐州刺史周儒、嘉川公周护仁、亳州刺史周志珪、少府监周元珪、冀州刺史周履顺等人。
河东郡:
初置于秦代,治所在安邑县(今山西夏县西北),隋朝时移治河东县(今山西永济西南),一度改名为蒲州。汾阴县即是该郡辖县之一。河东周氏也是汝南安成周氏的分支,自称是汉汝坟侯周仁的后代,世居河东汾阴县(今山西万荣西南)。唐代时,这支周姓人中有主客员外郎周子敬、登州刺史周征冲、蜀州刺史周彭年、大理司直周万年、大理评事周载、国子博士周元达等人。
清河郡:
西汉置,治所在清阳县(今河北清河东南),东汉移治甘陵县(今山东临清东北),称清河国,此后亦郡、国互称。北齐移治武城县(今清河西北),隋唐时一度称贝州。这支周姓人的祖源待考,是唐朝时出现的新郡望。其中有凤阁舍人周茂祯等名人。
江陵郡:
唐天宝初年改荆州置,治所在江陵县(今属河北),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荆州。 这支周姓人的血统源流尚待进一步考察,在唐代有卫尉少卿周敏道等人知名于世。
长安郡:
唐置,治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长安周氏本属于姬姓,是周赧王的后代,在唐代先天(712-713年)年间,因避唐玄宗名讳改为周姓。这支周姓人自北朝以来就是关中大姓之一,曾相继出了北周太子太仆姬愿、唐职方员外姬思忠、万年令姬处逊、丹州刺史姬思恭、长安令姬道斌等著名人物。唐代以后,这支周姓人中的一些人又恢复了姬姓,但大多仍保留周姓不改。
河南郡:
即秦代的三川郡,汉代改名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下辖22个县,相当于今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河南周氏出自鲜卑拓跋部,开基始祖为周摇。这支周姓人中有右千牛将军周虔智及其子周思亮、周思敬等人。
昭州郡:
贞观八年(634年)由乐州改。乐州,武德四年以始安郡平乐县改,治所在今广西平乐西。因昭州曾名乐州,这支周姓人又被称为乐州周氏。 昭州周氏以世居昭州知名,先祖所出尚待考证。唐朝时,这支周姓人中的周孝谏等人世代担任乐州首领,其后又有周万才、周君谟等人,分别任永州、柳州刺史。
2、堂号:
A__)【爱莲堂】:
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周瑜之二十九代后裔,一生清正廉洁,一生最爱莲花。曾作《爱莲说》,通篇百余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他把莲花比成君子,推崇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
3_)自立堂号:世德、亦政、诵芬、清白、继述、绍濂、世善、大本、承志、景濂、雍睦、惇叙、忠厚、敬爱、集贤、永思、承思、濂溪、敦稼、孝思、叙伦、笃祐等。
B一)【细柳堂】:
汉文帝六年冬,匈奴6万兵马犯汉。文帝令周亚夫驻兵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几日后,文帝御驾亲往劳军。走近军营,只见甲兵森严,个个持刀执戟,张弓挟箭,如临大敌。当令门岗传报,营兵却直挺挺地站着,一丝不动,并喝令车驾停住,说:“军中闻将令,不闻天子令!"文帝亲自来到营门,又被哨兵拦住,文帝只好交出天子的符节,让哨兵进帐回报。亚夫验了证件,才下令开门放入车驾。一面嘱咐:"营内不准跑马。"车驾和随从骑兵只好按辔徐行。进入营门,亚夫才不慌不忙地出帐迎接,文帝慰问后,一出营门,兵士仍关上营门,严整如故。文帝回头看了看,高兴地说:"这才是真将军呀!象亚夫这样的将军,和他练的兵,才使敌人无缝可钻呀!"
江苏:周氏族谱六卷、周氏家谱十八卷、
润州周氏重修宗谱十卷、
江都周氏家谱六卷、
润东周氏族谱三十二卷、
蒋湾桥周氏宗谱十四卷
浙江:周氏家谱不分卷、周氏宗谱不分卷、
武林周氏家乘不分卷、
余邑周氏宗谱三卷、
汝南周氏宗谱四卷、
姚江孝义周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
周氏宗谱、谷阳周氏族谱十六卷首一卷、周氏族谱一卷、周氏续修家谱十一卷首一卷、周氏四修族谱十二卷、
小云南周氏宗谱一卷
五、历史名人:
周亚夫[?一前143],西汉名将。沛县(属今江苏)人。周勃子,初封条侯。文帝时,匈奴东进,他以河内守为将军,防守细柳(在今陕西咸阳),军令严整,被誉为“真将军”。景帝时,任太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迁丞相,谢病免。后以子私买御物所累下狱,绝食死。
周 处[约236-297]:西晋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南]人氏,字子隐,吴时为东观左丞,晋平吴后,历任新平太守,迁御史中丞,后任建威将军,封平西将军、周孝侯,当地至今流传着他改恶从善、射南山虎、斩长桥蛟之传说,京剧传统剧目《除三害》就是表现他的故事。
周敦颐[1017-1073]:北宋著名哲学家,字茂叔,周瑜之二十九代后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氏,曾官大理寺丞,国子博士。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小溪上,以营道故居濂溪名之,后人称其濂溪先生。他依据陈抟的《无极图》,著《太极图说》,理学大师朱熹曾推崇他为理学的创始人。著有《爱莲说》。
周邦彦[1056-1121]: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氏。平生创作了许多新词调,其词格律谨严,写法新颖,被词学界推誉为“巨擘”,对后世影响很大,开南宋格律词派之先河。
周 昉:唐代以画肖像、佛像著称的名画家,出身显贵家族。其画风为“衣裳简劲,色彩柔丽,以丰厚为体”。宋代的米芾将他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三人并称为"四大人物画家"。
周 瑜[175-210]:三国吴之名将,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氏,建安13年[208年],火烧赤壁,大败曹操大军,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精音乐,时称“曲有误,周郎顾。”
周树人[1881-1936]: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本名,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氏。周敦颐的第三十二世孙。《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6月17日第四版)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化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苏淮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周敦颐的第三十三世孙。
六、姓氏典故
周瑜打黄盖 《三国演义》故事:黄盖诈降于曹操,进行火攻,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为了取信于曹操,周瑜故意借故痛打黄盖,让黄盖假装气愤而投敌。这一场打既是事先商量好了的,自然是两相情愿。所以“周瑜打黄盖”成为歇后语,其下一句就是“两相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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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落款知识介绍
作者:雪晨
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包括正文、落款、印章三部分,落款不当,势必会影响整体的书写效果,体现出作书者的艺术素养的高低。硬笔书法的落款方式和毛笔基本相同。
下边我们简单谈谈落款的知识:
一、 落款的字体和大小
落款的字体有两种选择方式:1、和正文字体一样。但是这种写法不多,容易显得单调、呆板,初学者选择这种落款方式比较好。2、篆书——宜正楷、行书、章草等;隶书——宜正楷、行书;楷书——宜楷书、行书;行书——款字应与正文书体风格一致;草书——款字应与正文书体风格一致。
落款字的大小,一般要根据作品正文字的尺寸选择不同的大小。比如写较大的字,落款字的大小大约是正文字大小的2/3或者1/3,写榜书落款比例要更小,如果写小楷之类的,落款则不小于正文字的2/3或与正文等大。
二、落款的类别
款识分为上款和下款。上款内容一般为作品送与何人、作于何时何地,位置一般写在作品右上方,有时也写在文末姓名前边。下款一般写时间、作者名字,有时也写一些心得等内容。如果落款的空间比较小,可以只写名字,称为“穷款”(如下右图),或者可以不落款只盖印。有时根据空间,下款也可以写成两行。如下左图。
无论是上款和下款,一般情况下不高于和不低于正文。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扇面或少字数作品的落款。对联落款:如果没有上款,下款一般写在下联左侧三分之一处;如果有上款,上款一般靠上联右侧上方,下款一般写在下联左侧三分之二处。
三、落款中时间的运用
落款时间不能混用纪年。即公历和农历不能混用,天干地支纪年都是指的农历,以春节为起始时间。还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天干地支纪年时,后边不带“年”字,例如“壬辰年三月”的写法是错误的,应该是“壬辰三月”。另外“岁”和“年”是同义,不能同时使用。
四、落款中的印章
印章分为名印、斋馆印、闲章、肖形章、引首章等,大小、方圆的印章可以分别准备多重,根据需要使用。
引首印——一般盖在作品靠右边线起首一字略高处,或在第一字与第二字之间。
压角印——一般盖在作品右下方(但不是最下边),如果是对联则盖在上联右侧三分之二处。
名印——以白文印为多,不超过款字的大小。与落款最后一字间隔大约一个印的空白。如分量不够,可再加一方斋馆印、姓氏印。两方印最好一方朱文、一方白文,朱文在上,白文在下。二者间隔约一方印的空白。印章不应低于正文。
五、硬笔书法作品的落款
传统章法的落款参照毛笔落款。
横式章法的落款则比较简单,在正文下一行略微偏右一些落款,钤印,需要注意的是需要专门的硬笔印章,印文的顺序也应该从左向右。
[转载]临王铎书法有感之三——四面出锋,八方玲珑
临王铎书法有感
三、四面出锋,八方玲珑。
康有为说:“书法之妙,全在运笔”。书法作为独特的传统艺术,其艺术的物化形态就是通过用笔书写线条,以构成字型,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清代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又说:“书法在用笔,用笔贵用锋”,“总之,作字之法,先使腕灵笔活,凌空取势,沈著痛快,淋漓酣畅,纯任自然,不可思议。能将此笔正用、侧用、顺用、重用、轻用、虚用、实用,擒得定,纵得出,遒得紧,拓得开,浑身都是解数,全仗笔尖毫末锋芒指使,乃为合拍”。这里生动地说明了用笔过程中的变化和要领。王铎的《为葆光张老亲翁书草书卷》(图3),《中国书法全集》(62王铎二)对此作作了这样的评价:“从草书卷的艺术效果上看,此作堪称精品,突出表现在使转凌厉、草法精熟。与五十三岁以前的草书卷相比,只是用笔更瘦硬一些,这正是王铎晚年草书的特征。”用“使转凌厉、草法精熟”来概括这幅作品是精确的。王献之的“一笔书”在王铎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如图3①“樽独酌迟 仰蜂”七字起伏跌宕、连绵不断,而“迟”与“仰”笔断意连,恰恰是上下诗句停顿的需要,首尾呼应是如此连贯;又如图3④“兼将老藤” 、“巌耕得”一笔中疏密调理得如此得当,大小、虚实变化如此强烈而又如此自然;再如单字图3①“落、当”、‚“发、丛、声”、ƒ“事、滞”、 ④“汝、官”等书眼,或枯润、或浓淡、或疏密变化,形成通篇章法上的大节奏,如大型交响乐。回过头来,我们再读读这些诗句:“步履深林晚,开樽独酌迟。”“斗酒故人同,长歌起北风。”“定知相见日,烂熳倒芳樽。”“枉歌离乐府,醉梦到瀛洲。”诗情与书艺在这里得以融合,这是对黑暗政治、仕途失意、生活痛苦的一种超脱,是经历了无尽的挫折、无奈后的觉醒,是从痛感上升为精神、情感领域的享受和愉悦。
笔法的畅达,来源于精神的高扬。王铎的笔法可以用“四面出锋,八方玲珑”来概括。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说:“唐以前书,皆始艮终乾;南宋以后书,皆始巽终坤”,这是用后天八卦的方位图来说明笔法的走向。包世臣在这里是想说明唐之前与宋之后在用笔上的区别:“始艮终乾”与“始巽终坤”有什么不同呢?“始艮终乾”是指一划笔锋要从东北方位逆入到东南方位,然后平铺到西南再转到西北收笔,笔管几乎旋转一圈,这是指中锋运笔;“始巽终坤”即笔锋从东南平铺到西南,不取逆入平出,这是指侧锋运笔。包世臣是指不同时期在用笔上有不同的特点。黄宾虹在《画谈》中也用八卦(他用的是先天八卦图)来说明运笔的特点,他说:“一笔之中,起用盘旋之势,落下笔锋,锋有八面方向。书家谓起乾终巽,以八卦方位代之。”“笔者有八面锋、四正四隅,”强调的“无往不复、无垂不缩”,“欲右先左、欲下先上”,“起承转合”的运笔法则,目的均是为了保证运笔的正确性,使笔画沉着厚重不浮滑。而王铎的用笔恰恰是将中锋与侧锋相辅相成,而又以中锋为主,因此他的笔墨更加“沉着厚重不浮滑”。“王铎对传统的书法罕有其匹,所以他的笔法是有着优良传统的,笔法精深,深得‘二王’、米芾的精髓。在用笔上特别强调中锋的运用和运笔的使转,力戒张瑞图多侧锋而带来的扁薄没有厚度,缺少蕴藉的弊病。他用笔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三位书法家,这是他不断吸取他们的长处而力求避免他们短处的结果。王铎的用笔得力于米芾甚多,米芾自称‘刷字’,可谓八面出锋,劲道十足,王铎在继承米芾刷字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为浑厚饱满的中锋绞转,加快速度,加强用笔的提按与绞转,使笔法更加丰富多变,也更加多彩多姿。”(同上)
启功有这样一段评论:“如论字字既有来历,而笔势复极奔腾者,则应首推王觉斯为巨擘。譬如大将用兵,岁临敌万人,而旌旗不紊。且楷书小字,可以细若蝇头;而行草巨幅,动辄长逾寻丈,信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启功《论书绝句》第172页三联书店,1990年版。)
步履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薄劣渐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①
斗酒故人同,长歌起北风。斜阳高罍闭,秋馀暮山空。雁叫寒流上,萤飞薄雾中。坐来生白发,况復久从戎。 高戴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丛生。果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然灯野,相思一声声。皇甫冉 ‚
楚隔乾坤远,难招病客魂。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北阙更新主,南星落故园。定知相见日,烂熳倒芳樽。杜甫 惠子向驢瘦,归谿唯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春。()柴门了无事,黄绮未称臣。杜ƒ
寄语杨员外,山寒少茯苓。归来稍暄暖,当为斫青冥。翻动神仙窟,封题鸟兽形。兼将老藤杖,扶汝醉神醒。杜 官拜少常休,青?换茗裘。枉歌离乐府,醉梦到瀛洲。古器巌耕得,神方客谜留。清溪莫沈钓,王者或畋逰。黄滔 庚寅九月十七日挑灯为葆光张老亲翁书洪洞王铎 ④
图3 临王铎《为葆光张老亲翁书草书卷》